《辩骚》篇与“文之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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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骚》篇与“文之枢纽”刘勰的《文心雕龙》向被称为“体大虑周”。就其体系之深博，结构之严谨而言，实为我国文论史上所绝无仅有。在《序志》篇中，刘勰对全书的体系结构做了如下说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

2、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根据刘勰的这段自述和《文心雕龙》的实际情况，研究者对全书的结构划分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两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叶联芳、曹学佺、范文澜等。他们认为，《文心雕龙》一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自《书记》以上，是剖析文体；《神思》以下，则商榷文术。2、三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罗根泽、周勋初等。他们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序志》篇应单算作一类，如此，《文心雕龙》一书即分成了三部分。3、四分法。持此说者主要有郭晋稀、陆侃如、牟世金等。他们认为全书分为总论（前五篇）、文体论（《明诗》～《书记》）、创作论（《神思》～《总术

3、》）、批评论（《时序》～《程器》）四部分，《序志》篇则被视为全书序言性质的总论。“四分法”是学术界最主流的意见。此外还有五分法（在四分法的基础上把《序志》算作第五部分）、六分法、七分法等等，基本是按照今人的文学观念把《文心雕龙》的下篇（即四分法之“批评论”部分）再进一步细化，将文学史观、修辞学等理论问题单独列出为一类。以上各种分类法中，《辨骚》篇都处于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根据刘勰自己的说法，《正纬》和《辨骚》篇都是“文之枢纽”的五篇之一，是全书的关键。不过，有的论者却认为，从《文心雕龙》的整体理论体系来考虑，“文之枢纽”并不等于总论，属于总论的应该只有《原

4、道》、《征圣》、《宗经》三篇。依据这样的分类原则，则从《正纬》到《书记》共计二十二篇，都应算作是文体论，纬书和楚辞都是所谓“论文叙笔”时才应提到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骚”是一种文体，跟《宗经》、《正纬》篇讨论的经书、纬书性质有所不同，而与自《明诗》至《书记》各篇所探究的各体文章却相类似，就是说，应该把《辨骚》以下二十一篇算作文体论，如同萧统的《文选》把骚作为文之一体，与诗、赋、七、诏、册等并列一样。因此，又有些研究者主张前四篇可视为全书总论，《辨骚》应与《明诗》至《书记》共二十一篇同归于文体论部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陆侃

5、如《文心雕龙选译•前言》等，都认为《辨骚》篇当属文体论的范畴。而缪俊杰、王达津、牟世金等学者，则认为《辨骚》篇既属于文之枢纽，又属于文体论。关于《辨骚》不属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这些意见，固然有一定理由，不过，这些观点违背了《序志》篇中刘勰自己的论断，笔者以为还是不妥当的。《辨骚》篇还是应该计入《文心雕龙》篇的“文之枢纽”，也就是总论部分为是。已有一些学者指出《辨骚》篇的体例不符合《文心雕龙》文体论结构模式，即不是按照“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模式来安排文章论述层次的，所以不能将《辨骚》列入文体论。不过，因为这二十字本身就是刘勰对

6、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分论的说明，刘勰本来也没有用它来规范“文之枢纽“中《辨骚》的结构，因此，用这个理由来当作《辨骚》篇非文体论的明证，有些站不住脚。4《辨骚》篇究竟何属，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实际却涉及到对于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的理解，不可以不加辨明。对这个问题，应当从《辨骚》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两方面来加以讨论。《离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纪昀评《文心雕龙》时曾说过，“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从这一点出发，王运熙先生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讨论了《辨骚》之所以在全书总论的原因。他论述了《楚辞》之“奇”对汉魏以后侈艳文风的影响，并指

7、出刘勰把《辨骚》作为全书总论之一篇列入“文之枢纽”的原因：不但由于《楚辞》产生时代较早，对后世文学发生深远影响，必须尊重它的历史地位；而且从阐明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勰认为《楚辞》的“奇文郁起”，是儒家《五经》以后文风的一个巨大转变（《序志》篇所谓“变乎骚”意即指此），它有“自铸伟辞”、“惊采绝艳”的优点，但也有异乎经典的“夸诞”之弊。这种弊病由于汉赋的继承发展而扩大了，形成了后世“浮诡”、“讹滥”的不良文风。为了矫正这种不良文风，刘勰强调必须以儒家经典文风为准则，批判吸取从《楚辞》开始的奇辞异彩，强调“正末归本”（《宗经》），强调“执正

8、驭奇”（《定势》）。王运熙先生的意思是说，刘勰认为当时文学创作中“浮诡”、“讹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