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兴起与现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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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兴起与现状思考(2007-06-0413:41:19)转载标签：中国英语教育史【摘要】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的历史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浴血奋斗而站立起来的历史当中一代又一代外语教育工作者刻苦探索“教育救国”和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中的成功与失败，对今天的国人思考我们当前的英语教育和与之相配套的大型英语考试，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目标均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汲取的教训。【关键词】大纲，课程标准，教学要求，词汇量，一流大学，LiveEnglish,LifeEnglis

2、h人类社会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是人类有记载以来的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百年。前50年中期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将两次世界大战连在一起，把人类社会的互相残杀推演到了极至，将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觉醒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文明和新野蛮共同编织成了现代社会的梦魇。经济学界的泰斗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不经意间在其经典著作Economics17版(McGraw-Hill,2001年)的序言里将这一段历史冠以theGreatDepression(四年之后，萨缪尔森在18版中将此论述以及与此相关的论述均删除)。笔者在已经发表过的有关文章中将其译为“危机四伏时期”以佐证

3、本人提出的相关人文教育观点，使这一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将长波论(LongWaveCycles)的经济周期学说创始人、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D.Kondratieff,1892-1938)的著名经济学理论延伸到了人文教育领域。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古老民族也从自恃的千年包袱和忍辱负重的百年苦难中开始醒来，前仆后继地追寻汉唐时期所炼就的“中国梦”。这个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延伸，是历代先祖在天之灵的涅槃，激励着中华民族开始了走进世界主流文化的艰难长征。经过了全球战后50年“伟大和平时期”(theGreatPeace,同上，与theGreatDepress

4、ion衔接)的痛苦跋涉，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感觉到了炎黄子孙的自信之所在，将一百多年来的包袱一点一点地还给历史。自40多年以前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地球村”（theGlobalVillage）的理念出现在西方学术界起，英美国家英语语言文学界的一些前卫学者就成了超前思维的始作俑者。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坎坷，我们这些站在潮头的英语工作者，正像一百多年前开始兴办以外语教育为开端的“新教育”的前辈一样，正在逐渐地自觉担当起了民族赋予我们的这一重任。近年来自发和不自发地发生在名牌高校和中小学英语教育界的改革热潮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１．中国近代外语

5、教育的兴起与发展l.1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了闭关锁国的晚清腐朽政府，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开始力主兴办学习“西文”与“西艺”的“新教育”。所谓“西文”，即培养外国语翻译人才。所谓“西艺”，即培养掌握“洋枪”、“洋炮”、“洋机器”的科技和军事人才。所以，学习“西文”的京师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正式开馆，初设英文馆。紧随其后，位于上海的上海方言馆和位于广州的广州同文馆也分别于同治二年和同治三年先后开馆。京师同文馆的第一批入学者均为十三、四岁的八旗之弟，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而第一批“西艺”学堂的开办则晚了四年以上，分别是

6、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造船厂奏设的中国第一所“西艺”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和次年在上海开办的第二所“西艺”学堂——上海机器学堂。这时，京师同文馆已经先后陆续开办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日文馆，基本上成为一所当时急需的主要语种齐全的“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得结论，中国近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新教育”始于外语教育，更始于英语教育。l.2光绪九年（1884年）正值甲申，美国基督教重要差会的TheMethodistEpiscopalChurch,South（监理会）将1879年在苏州创办的存养书院正式以BuffingtonInstitute（博习书院）挂牌，以

7、纪念Buffington捐资办学之举。从此，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西式大学。博习书院后来与KungHangSchool（宫巷书院）和Anglo-ChineseCollege（中西书院）于1900年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立的东吴大学，在BuffingtonInstitute的旧址上成立。从1879年的存养书院到1900年的东吴大学，西方传教士“传教”的前提也是外语教育先行。l.3由于当时的社会体制所限，从京师同文馆建立至建国前，虽经彻底的改朝换代，但教育体系始终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在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