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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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已有研究回顾及本文的主旨不管是探讨西方还是华人社会老人晚年生活的专家学者都指出：家庭中的成年子女是年老体弱父母日常生活的主要照顾者(Shanas，1979;McAuley&Arling，1984;Gui，1994;TheHongKongCouncilofSocialService，1994;Mehta，2000;胡汝泉等，1991)。关于男性与女性在承担照顾父母责任时所体现的不同形式、程度的照料及关怀，则有更多的调查研究，力图从多角度探讨老人照顾的核心内容(Horowitz，

2、1985;Ngan，1990;Ngan&Wong，1995;Liu，1998)。根据哈罗维兹(Horowitz)针对照顾者性别的研究报告，女性成年子女成为年老体弱父母的主要照顾者的人数，远较男性成年子女为多。一项统计数字更明确指出，妇女一生中大概花费18年时间来照顾老年双亲(Baldwin，1990)。而男性大多只在家庭缺乏女性成员的情况下承担照顾者的职责。女性成年子女为年老体弱父母提供的照顾范围，除了穿衣、饮食、洗澡、如厕、休息、屋内走动等日常生活起居外，情感关怀的表达亦是主要的照料工作(Brody，1981)。帕克斯和佩里萨克

3、(Parks&Pilisuk，1991)则强调以上照顾项目均要求照顾者付出经常性、密集性、情感性的投入。相对来说，男性成年子女普遍于经济开支、葬礼安排、机构接触、庭院工作及家居维修等事务上，扮演具重要价值的决策者及参与者角色(Lopata，1973)。马修斯与罗斯纳(Matthews&Rosner，1988)、斯托勒(Stoller，1990)的调查同时显示，男性成年子女对体弱年老父母提供的照顾多属偶发性、断续性的援助。至于双亲晚年日常生活中的家务工作，男性成年子女较少作出承担。存在于两性间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一直被认为与成年子女

4、就承担父母晚年生活所需而提供不同形式、程度的照顾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社教化的过程，女性认知社会要求她们担任家务、扮演家庭照顾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男性学会分派家中日常杂务予女性家庭成员。在此脉络下，家庭照顾老人的课题里，隐含着性别化的分工形式——繁琐的亲力亲为的家庭任务，成为女性家庭照顾者的主要职责;周边性、临时性的照顾项目，则被塑造为男性的定型工作(Brody，1981;Horowitz，1985)。根据芬里(Finley，1989)给家庭分工建立的4个分析理论模型，即社教化意识形态理论模型、时间因素理论模型、资源理论模型、分工合

5、作理论模型，除了上面提及的社教化意识形态理论模型外，时间因素理论模型亦提出了女性成年子女相对男性成年子女拥有更多及较弹性的空余时间，来承担对家中长者的长时间照顾工作。另外，资源理论模型则指出男性成年子女一般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收入及名望等资源，促使他们继续向外发展，而较少参与家庭里的杂务及照顾老人工作。分工合作理论模型描绘出，若女性与男性成年子女分别承担符合其个人能力的家庭所需，整个家庭亦会因为合理的家庭分工而获最佳得益。然而，类似男性与女性成年子女照顾父母的研究，在华人社会里似乎有着较为多样化的发现。例如，袁方及鄢盛明(1998

6、)对中国大陆4个城市进行的有关家庭与社会如何支持老年家庭成员生活的大型调查指出，老年体弱父母认为儿子不论在身体照料、9情感心事倾诉以及经济依赖上，都较女儿可作出的支持来得可靠。W.T.刘(Liu，1998)对上海市家庭照顾者的研究，亦发现女性成年子女为照顾老年父母而投入的时间，并没有显著比男性成年子女多。至于杨淑慧等(Yuetal.，2000)在广州的调查也曾指出，没有证据显示丧偶或离婚的老年成员必定由成年女儿照顾晚年生活。相反，照料家中老年父母是一项家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工作。事实上，该研究得悉在家庭照顾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对照顾项目

7、进行细致的分工。不过，在实施照料父母的过程中，照顾者往往是根据性别及年龄角色，藉以最恰当的合作形式，共同承担照顾年老体弱父母日常生活的。此外，亦有研究凸显女性成年子女为了负担繁琐、无止息的照顾老人任务，而难以获得充足的休息及参与文化娱乐的时间(杜鹏编，2000)。家中女性成年子女往往是在缺乏个人选择的情况下，成为家中老人的主要照顾者(胡幼慧，1992)。科尼和戴驹辛(Cooney&Di，1999)的调查亦发现，女儿群组对于照顾老年父母而感到的身心疲乏与私人时间的缺失，已对她们构成重大的生活压力。与西方社会相似，华人社群里两性于家庭

8、事务的分工，同样促使女性被认定为家中老人日常基本生活及情感交流的主要照顾者(Liu，2000;胡幼慧，1992)。施耐德与王来华(Schneider&Wang，1994)在天津市家庭照顾者的访查中，亦仔细描绘出女性成年子女是如何承担其家庭照顾者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