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黄帝202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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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竹书纪年》：“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大抵征战所至都涿鹿，即位乃都有熊。”东汉，班固《白虎通·号篇》：“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集解》：“谯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卷一）　　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史记·正义》：“《括地志》云：‘郑州新郑县，本有熊氏之墟也。’”（卷四）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汉，焦延寿《焦氏易林》：“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林则徐《林则徐日记》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山大学近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其中一则日记载：“道光十七年二月，二日，戊辰，晴，……又十七里迎经店，又五里袁家铺，郑州、新郑交界。又十里郭店铺，署新郑令李丞（嘉礼）来迎，并具馔。饭罢又行二十里抵念里铺，又二十里新郑县，有轩辕故里及欧阳文忠公墓碑。由北关外转至东关内行馆处，郑州施牧送至此，黎同知（淦）亦从汴省来见。”民国十八年《河南新志》卷之一舆地　　河南各县历代沿革表卷之十八大事　　河南跨黄河流域之中，自古帝王多兴于是。故太皞都陈，朱襄都柘城，炎帝初都陈，后徙曲阜，黄帝都新郑，按黄帝都于轩辕之丘，《一统志》：轩辕丘在新郑县。帝喾都偃师。按帝喾都亳，《一统志》：亳，今偃师县。禹平水土而导河、导淮、导洛、导沅，施功之处，惟河南为独多。启飨诸侯于钓台，《括地志》：钧台，今禹州。太康迁都阳夏，《括地志》：阳夏，今太康县。帝相徙居商丘。商汤放杰，实都于亳，此南亳也，《括地志》：宋州谷城县西南有亳故城，即汤都也。仲丁迁嚣，《括地志》：荥泽县西南十七里即嚣地也。河亶甲迁相，在今内黄县。盘庚复迁于亳，故号曰殷。武乙去亳，又徙河北。河北即朝歌，在今卫辉府淇县。周武王陈师牧野，而殷纣亡。牧野，卫地。大封诸侯，在河南者凡四十余国。罗琨主编《炎黄汇典·方志卷》（康熙）新郑县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刻本卷三祠祀　　轩辕庙，在县西大隗山顶，久废。　　轩辕丘，在县境，黄帝生于斯，故名。卷二风俗·土俗说

1　　新郑，史称东里，古轩辕有熊氏国也。陉隗环拱，溱洧襟带。风藏气聚，世多君子。历春秋子产、子展，而后英贤辈起，代不乏人。卷三人物·古圣　　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名轩辕，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其母附宝，感电光绕北斗而有娠，生帝于轩辕丘，因名之。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国于有熊，故号有熊氏。长于姬水，故又以姬为姓。是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炎帝榆罔弗能征，于是轩辕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宾。榆罔暴虐，诸侯益叛，轩辕修德治兵，与榆罔战于阪泉之野。又擒杀蚩尤于涿鹿，诸侯咸推轩辕代神农氏为天子，以土德王，是为黄帝。于是始立制度，举风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鸿，得六相而天下治。帝受河图，见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书。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作甲子。命容成造历，命隶首作算数，命伶伦造律吕，命爰铸十二钟，命大容作咸池乐，命车区占星气，帝作元衣黄裳，以象天地之色。旁观草木之华，染五彩为文章，以表贵贱。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以利器用。命共鼓为舟楫，以济不通。命邑夷作大辂，以行四方。创宫室之制，作合宫以祀上帝，接万灵布政教焉。又范金为货，制金刀立五币，以利国用。帝患人之夭昏凶札也，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复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地万区。命匠营国邑，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以和。遂经土设井，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由是民不习伪，官不坏私，人无天札，物无瘥厉，虎豹不妄噬，鸷鸟不妄搏，普天之人，罔不来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则指之，名曰屈轶。凤凰巢于阿阁，麒麟游于苑囿焉。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帝采首山之铜，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八月既望，鼎成。帝崩，帝在位百年，年百十有一岁。子玄嚣立，为太昊金天氏。（出旧志）　　风后，黄帝臣，明天道，今具茨山最高处，名风后顶，正新郑界内。（补志）（嘉庆）　　（嘉庆）密县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卷六山水志　　具茨山，《庄子·徐无鬼篇》：“黄帝见大隗于具茨之山。”《太平寰宇记》：“大隗山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之上，受神芝图于黄盖童子，即是山也。潩水源出此。”《路史》、《循蜚记》：“大隗氏出于河南密大隗山。”　　《通志》：“在县东南四十五里。潩水出其阿，流为陂，俗谓之玉女池。今其山有轩辕避暑洞，巅有风谷，下有白龙湫，每旱致祷辙应。”　　风后顶，新郑旧志：具茨山与密县连界，其最高为风后顶，在新郑境内。据《庄子》，大隗似以人名山。故风后顶亦取黄帝六相之称。而在密境者，又有力牧台、大鸿山，皆其类也。　　轩辕门，云岩为黄帝讲武处，后世建门立石，以志其迹。二石俱系横书，于土中掘得之，今尚存。　　钱青简《讲武门诗》：“战败蚩尤犒旅徒，云岩深涧葬兵符。千秋永罢干戈事，蔓草寒烟锁阵图。”（民国）禹县志〔1〕民国二十八（(1939年）年刻本黄帝生评介绍

2据《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这里虽用汉代的观念追述远古之事，但却向后人提示了黄帝、炎帝同处神农氏世衰之时。在那部落间战争纷起之时，黄帝以其非凡的才华，率领其部族，兴起于姬水。与此同时，炎帝部族兴起于姜水。在氏族部落的不断繁衍过程中，炎帝部落与九黎族部落发生冲突，炎帝战败，向黄帝求援。黄帝和炎帝联兵，与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发生了“涿鹿之战”，蚩尤败北。战后，炎帝恃强，欲侵凌“诸侯”，黄帝规劝无效，便发生了“阪泉之战”，炎帝战败。在那乱世中，凡有不顺者，黄帝就从而征之，以战争手段制止了各部落间的混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从而促进了各部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综览有关文献，反映黄帝在建立国家雏形方面的贡献包括，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制礼仪，施教化，创立典章为治世准则；反映黄帝时代的物质文明包括，顺四时之宜布种百谷草木，蒸谷为饭，作杵臼釜甑，淳化鸟兽虫蛾，作衣裳、冠冕、扉履、造房屋、车辆、舟楫、弓矢和采铜以冶铸；反映黄帝时代的精神文明包括：占日、月、星气，作甲子、算数，定历法，造律吕、图画，重医药和创造文字等。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黄帝时代的脚步，已从采集渔猎、漂泊流徙、穴居野处的“野蛮”生活，跨进了农业经济、铜石并用、相对定居和社会有一定分工的“文明”时代。黄帝与炎帝根据历史传说，五千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中下游的许多氏族部落中，有两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一位是炎帝，一位是黄帝，还有其他一些部落的领袖。由于炎帝活动的时代更为久远，古籍中的传说更为扑朔迷离，主要有神农、炎帝、炎帝神农三种说法。古籍中关于神农的传说记载：神农氏……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帝王世纪》)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义》)神农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田以为土，凿地以为井。(《论衡.感虚》)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神农)乃拾之，以植于田。(《拾遗记》)又有许多关于炎帝的传说记载：炎帝为火师。(《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轻重》)炎帝作火，死而为灶。(《论衡.祭意》)(炎帝)于是修火之利，范金排货，以利国用。因时变蜾(★)，以炮以烽，以为醴酪。(《路史.后记三》)还有许多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记载：尝观之神农，有炎之德。(《列子.说符》)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炎帝……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汉书.律历志》下)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也号神农氏。(《潜夫论.五德志》)。

3可见古代文献中关于炎帝与神农的关系记载的比较混乱，有的记述明显将炎帝与神农区别开来，有的则将二者等同。我们认为神农氏指一个氏族，炎帝则指神农氏族首领的通称。《帝王世纪》明载炎帝先后有八代，历时500余年，应该是将炎帝作为神农氏族历代首领的通称。不过在同一时间里作为神农氏族部落首领的只能是一个人。近代以来，学者们通过对所有有关炎帝与神农的文献资料进行罗列，还发现战国以前的记载只言炎帝而不言神农，神农之称始于战国，见之于《易传.系辞》及诸子的著作里。战国时期人们多称神农而少言炎帝，这可能由于战国诸子喜好托古，他们按当时的传说而对上古历史进行追溯。于是从炎帝上溯神农，及至伏羲、燧人、有巢等等，愈溯愈远。但神农这一段历史被安排在黄帝之前、伏羲之后，可见神农氏时代是一个比黄帝时代要略早一些的历史时期，炎帝部落的历史比黄帝部落似乎还要悠久。《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关于炎黄二帝最早也是最清晰的文献记载。这里的少典即少典氏族，它与有?氏族是一个婚姻集团，即少典氏族的男子都要娶有?氏族的女子为妻，这种习俗是父系家长制族外婚的通例。所谓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并不是说黄帝和炎帝是同父母兄弟，而是说黄帝和炎帝是少典部落与有虫乔部落通婚的裔支，即从其中分裂出来的两个氏族。“炎帝以姜水成”，说明炎帝部落在姜水流域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于姜水有两种说法：一谓在岐水之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今人认为就是宝鸡市岐山县和扶风县之间的姜水。一谓在宝鸡之南。《大明统一志》：“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十里，城南有姜水。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即此。”今人认为就是宝鸡市城南的清姜河，发源于秦岭北麓，全长43公里，经姜城堡，入渭河。两说都承认古姜水是渭水中游的一条支流，即今陕西宝鸡区域内渭河的一条支流。晋《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日任姒，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华阳即今华山之阳。华山是秦岭山脉在关中地区最著名的山，古人因之作为秦岭的代称。《尚书.禹贡》日：“华阳、黑水惟梁州”，就是以秦岭作为梁州与雍州的分界线。所以华阳应泛指秦岭以南。据史料记载，古代最早设华阳县(郡)的是南朝刘宋，初置于今四川广元西北，继而改置于剑阁县南，后又改置今陕西勉县，唐开元时改置于洋县北。此亦可证华阳是秦岭之南。任姒在这里生炎帝神农氏，说明炎帝神农氏的发祥地就在秦岭一带。炎帝神农氏在这一代得到了发展。据有关炎帝神农氏的文献资料，炎帝神农氏有以下伟大功绩：一是：制耒耜、种嘉谷、教民耕稼，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传说炎帝是中国上古农业发展史上最早的农业工具耒耜的发明创造者，是最早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传播者。《易传.系辞下》有这样的说法：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义》也说：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耒是一种用坚硬而柔韧的直木所揉制成的一种垦殖农具，它的发明使柱洞成穴的播种方式成为可能。耜是一种复合农具，它是把经过刮削的类似锹头的木、石、骨、蚌片加固在耒的一端而制成，能起到翻垦土壤的作用。炎帝神农氏发明了这两种农具，对推动本部落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炎帝神农氏还发明和培育了谷物??粟。粟本是一种野生的狗尾巴草，经过长期培育，才成为穗大粒饱的谷物品种。这种耐旱易于保存的良种禾本植物，就是炎帝神农氏时代的发明。

4二是：炎帝神农氏作陶器、织麻布，促进了原始手工业的发展。炎帝神农氏是中国制陶的发明者。制陶只有在人类开始进入定居生活，农耕生产发达，可以提供剩余劳动力和人们认识到泥土烧制技术后才有可能发现。炎帝神农氏“埏埴以为器”(《路史.外记》)，对制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炎帝神农氏“耕而作陶”，使得粮食作物的蒸煮和保存更为方便，它促进了饮食结构和饮食方式的变化。炎帝还创造了植麻织布的劳动。传说炎帝也是“日市”的首创者。他首倡日中为市，使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三是：炎帝神农氏尝草创药，对原始医药卫生发展作了更大贡献。关于炎帝尝百草，古代文献有丰富的记载。《世本》说：“神农和药济人。”《帝王世纪》也说：“(神农)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之命。”《路史》的说法更为典型：炎帝神农氏……磨唇鞭茇，察色羟(★)，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我国古代中药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以神农冠名，表明炎帝时代在医药学方面有开创性的贡献。四是：炎帝神农氏始作蜡祭、傩舞、五弦琴，在中国原始音乐舞蹈中有较高地位。东汉桓谭《新论.琴道》说：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世本》对神农氏之琴还有具体描述，“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琴的制造需要对琴材有所鉴别，对乐理也有一定认识。炎帝制造五弦琴，表明当时炎帝部落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炎帝神农氏还创造了著名古曲《扶持》，又名《下谋》。《通典》说：神农氏乐名扶持，亦曰下谋。炎帝神农氏还创立了蜡祭和傩舞。蜡祭本是原始社会腊月庆贺农业丰收的报谢典礼。《三皇补》说：炎帝神农氏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地，于是作蜡祭。传说炎帝还宣读过一篇非常著名的蜡祭祭词：“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傩舞是一种驱鬼仪式，傩舞时，身强力壮、剽悍健美的舞者，戴着与氏族图腾、族徽等标志符号有关的面具，跳起内容丰富的舞蹈，威慑病疫鬼怪，表达了先民期望平安无事的共同愿望。炎帝神农氏在宝鸡一代的活动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据宝鸡市近年来的文物调查，宝鸡市区(包括清姜附近)的新石器遗址最为密集，已发掘的有三处，即北首岭遗址、福临堡遗址、石嘴头遗址。这里仅以北首岭遗址为例。它位于宝鸡市金台观下，金陵河西岸二级台地上，总面积6万平方米，分上、中、下三层，早、中、晚三期，距今约7000?5000多年。出土有仰韶文化(母系时期)的大型村落，50座半地穴式房子，皆朝向一个中心广场。有陶窑4座，水沟2道，灶坑2个，墓葬451个。墓葬多单人葬，陪葬品比较平均，出土生产工具951件，包括渔猎及农业用的生产工具。其中石器233件，包括石斧63件，砍砸器52件，铲33件，石锛25件，石凿12件，石刀4件，网坠6件，石磨盘1O件，石磨棒l4件，石杵3件，磨石25件。骨器255件，其中骨铲145件，骨镞80件。角器4件，包括铲、凿、矛、锄各1件。各种陶器469件，各种陶片约1O万余片。大量石、骨、角、陶制农具和碾盘、石碾棒、石杵的出土，说明远古时代这里的先民已率先进入农耕时期，大量陶片的出土，证明此地先民已掌握了陶器制作技术。北首岭遗址中出土了三件著名的陶壶。第一件是网纹船形扁陶壶，置于水中，水波荡漾，船行网动，十分逼真。第二件是水鸟叼鱼陶壶，大鱼忍痛回首挣扎，水鸟紧衔不放。第三件是苞状长颈折腹陶壶，花苞酷似真花，精巧美妙，它反映出当时陶工的审美艺术。北首岭出土的陶器器表和器底多存留有“人”字形席纹印痕，说明当时人们已能利用芦苇和竹子编织席子。这些都与古代文献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基本符合。

5炎帝神农氏部落的发展水平较高，曾是西部各部落的核心。炎帝部落当时拥有许许多多的分支，并在发展中主要沿着渭河南岸逐渐向东迁移。据《山海经》和《帝王世纪》等记载，炎帝部落向东迁徙到河南、山西，也有一部分沿着陇道和陈仓道向南迁徙。黄帝部落最初活动在陕北，后从陕西渡河，沿中条山、太行山东行，主要在黄河以北，后向东北行至河北大平原。黄帝部落的兴盛略晚于炎帝部落，是在炎帝部落势力衰落不能履行部落联盟首领职责的时候，起而取代炎帝部落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炎黄两大部落在向东部迁徙的过程中，发生了战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根据相关资料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成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就是说神农为代表的农业文化已经发展到它的衰落时期，原先居主导地位的炎帝部族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处理部落内部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但它已经无力制约各部落．之间的相互侵凌。而富有开拓精神的黄帝部落适应新的地方和气候条件，创新了农耕方式，实力越来越强大，逐渐取代炎帝部落的地位，在诸部落之间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战争的具体起因是炎帝虽然不能制约“诸侯”之间的侵凌，但看到其他“诸侯”不再听从他的号令，而是朝拜并归附于黄帝，就大行无道，“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涿鹿，诸侯叛之”(《逸周书.史记解》)。黄帝遂发动了对炎帝部落的战争。黄帝部落在与炎帝部落的战争中，团结了很多部落，并与炎帝部落展开了多次大战。最重要的决战是阪泉之战，《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使卜偃占卜，卜了一个吉卦：“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列子.黄帝篇》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驱、虎为前驱，雕、?(★)、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当战斗很激烈，炎帝因抵挡不住黄帝部落的进攻，败退到涿鹿城东一里处的阪泉。黄帝率领以熊、罴、狼、豹、躯(★)、虎等为图腾和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鹰、鸢等羽毛制作的旗帜，向炎帝部落展开进攻。经过多次战斗，“诛炎帝而兼其地”(《新书?益壤》)，取得了最后胜利。关于阪泉的地望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现在一般认为就是今河北涿鹿县西(唐时属于妫州怀戎县管辖)的阪泉。《括地志》上说：“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在今涿鹿县城周围20平方公里内，有黄帝城、黄帝泉、炎帝营等与黄帝、炎帝有关的地名和遗迹。黄帝城遗址位于涿鹿矾山镇西2公里，呈不规则的四边形，长、宽各约500米。四周城墙系由堆积层和夯土筑成，底阔约10米，上顶宽约3米，墙高约6米，相传此遗址为“黄帝所都”之处。黄帝城西南3公里处有一村寨，相传黄炎战于阪泉之野，曾在此树七色旌旗，排兵布阵，故称七旗里，因地处阪泉上游，又称上七旗。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不同文明发展程度的两大部落之间的激烈冲突，它不仅仅是一场黄帝与炎帝争夺部落联盟控制权的斗争，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蕴义。黄帝与炎帝经过战争促进了部落的融合，也促进了不同氏族部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引发了文明的创造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战争就表明了先进取代落后，文明不断前进的历史趋势，“炎黄”也就成为野蛮向文明转化的时代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后来人们把古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附会到他们身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着关于他们的传说和遗迹。

6黄帝与炎帝部落之间有冲突和交流，在冲突和交流中发生了融合。有学者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黄帝族、炎帝族融合的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一，根据考古资料分析，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是在半坡和后岗类型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两种文化类型共同发展的产物。炎黄二族的原始文化是同时并存发展关系，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为炎帝族的原始文化，分布于河南中部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为黄帝族的原始文化。这样，由这两个族的原始文化所共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类型，显然应视为炎黄二族相融合以后而形成的文化类型。第二，如前所述，黄帝族在战胜炎帝族之后，其活动的地域较前有了很大的扩展，从文献记载看来，在东起山东、西到甘肃、北达河北、南到湖南这么广阔的区域内，都曾经有过黄帝活动的足迹。因此，可以看出，庙底沟类型的区域与黄帝战胜炎帝以后的活动区域基本相符(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考察》，《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黄帝的生平事迹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据说他是少典与附宝之子，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也有人称之为“帝鸿氏”。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人物生平早年经历黄帝（Thehuangdi；Yellowemperor），公元前2717-前2599年。黄帝诞辰是农历三月初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为中华民族始祖，人文初祖，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少典与附宝之子，以姬为姓，有土德之瑞，尊称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载：“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据大量的历史记载和文物佐证，黄帝统一天下，奠定中华，肇造文明，惜物爱民，被后人尊为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降于轩辕之丘，定都于有熊，汉代在新郑北关轩辕丘前建有轩辕故里祠。黄帝诞辰相传是农历三月初三，黄帝即位据说是在公元前2698年，即位时20岁，据此推算黄帝出生于公元前2717年。相传黄帝一生下来，就显得异常的神灵。生下没多久，便能说话。到了15岁，已经无所不通了。公元前2697年，20岁的黄帝继承了有熊国君的王位。在黄帝成为氏族首领之后，有熊氏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黄帝部落。黄帝部落在从姬水向东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使本部落迅速发展壮大。因他发明了轩冕，故称之为轩辕。统一华夏炎帝神农氏管治后期，中原各部族互相攻伐，战乱不止。黄帝便乘时而起，打败不同的部族，其余部族的首领亦纷纷归附，于是形成炎帝、黄帝、蚩尤人鼎足而立的局面。黄帝居中原。炎帝在西方，居太行山以西。蚩尤是九黎君主，居东方。炎帝与蚩尤争夺黄河下游地区，炎帝失败，向北逃走，向黄帝求救。黄帝在三年中与蚩尤打了九仗，都未能获胜。最后黄帝集结在涿鹿上与蚩尤决战，战斗十分激烈。黄帝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终于擒杀了蚩尤，获得胜利，统一了中原各部落。

7建都在涿鹿。战后，黄帝率兵进入九黎地区，随即在泰山之巅，会合天下诸部落，举行了隆重的封禅仪式，告祭天地。突然，天上显现大蚓大蝼，色尚黄，于是他以土德称王，土色为黄，故称作黄帝。黄帝即位于公元前2697年。道家把这一年作为道历元年。治国有方黄帝奠定天下后，制定国家的职官制度，如以云为名的中央职官，管宗族事务的称青云，管军事的称缙云，又设置了左右大监，负责监督天下诸部落。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被任命为治民的大臣。他又经常封祭山川鬼神。他以神蓍推算和制定了历法。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按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来，在以黄帝为祖先的姬姓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农业方面成绩卓著的领袖——弃。传说他是周人的祖先，被尊为后稷。他能认识不同土壤，并懂得拔去杂草，还知道挑选良种。中国史前农耕聚落分布呈现出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依据考古发现，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其14C测定的年代距今约5700年。这里是长江三角洲水位较高的沼泽地带，无需深挖即容易见水，这里首先发明井不足为奇。而水位较低的黄河流域，开凿水井难度较大，而水井对于农业的意义远非长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拟。但大约到距今5000—4000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有水井，它表明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发生了显著的效用。如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四千多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符。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规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独特的中华文明。乘龙升天黄帝的晚年，发明了鼎。当第一个鼎被铸造出来时，天上突然飞下来一条龙，那条龙有着威武的眼睛和长长的、闪着银光的龙须，整个龙身透着金光，降临时好像带来万匹的金锻，笼罩了整个天空。黄帝和大臣都很吃惊，那只龙慢慢靠近黄帝，眼神变得十分温和，忽然开口对黄帝说："天帝非常高兴看到你促使中国文明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所以特地派遣我来带你升天去觐见天帝。“黄帝一听，点了点头，就跨上龙背，并且对群臣说："天帝要召见我了，你们多保重，再会了。”“请让我们追随您去吧！"大臣们说完，就一涌而上，希望爬上龙背，随黄帝一起走。可是那只龙却扭动身躯，把那些人都摔了下来。金龙戴着黄帝快速飞上天空，一下子就消失在云雾中了。群臣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黄帝升天而去。一位大臣看着天空，若有所思地说着："并不是每个人都上得去的啊！只有像黄帝那样伟大的人，才有资格呢！"后来的人为了纪念这位帝王，就把黄帝升天的地方叫做"鼎湖"。龙去鼎湖后因以“龙去鼎湖”谓帝王去世。为政举措文化黄帝在位时间很久，国势强盛，政治安定，文化进步，有许多发明和制作，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相传尧、舜、禹、皋陶、伯益、汤等均是他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8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六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黄帝建立古国体制：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设三公、三少、四辅、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个官位管理国家。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重”是过分的意思，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即担任法官、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于今日。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铸鼎：在荆山（位于陕西中部）铸鼎，分华夏为九州。水井：井的发明，古人也归功于黄帝。其他：舟车、弓矢、房屋等之发明。物质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居住地——姬水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交通方面，制造舟楫。兵械方面，制造刀、长矛、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剑、射御等。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火灯、床、席、蹴踘等。文化成就黄帝时代不但在物质生活方面出现了众多发明创造，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如果我们将传说史料中炎帝与黄帝的发明创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物质生活方面，炎帝与黄帝都有许多发明创造，而在文化生活方面，黄帝的发明创造与炎帝时代比较起来更具有重大意义。一、黄帝时代文字的发明《拾遗记》卷一：“黄帝……始造书契。”这里的“书契”即指文字。不过，战国、秦汉人的著作则一致认为是黄帝之臣仓颉发明了文字，如《韩非子.五蠹》说：“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论衡.对作》篇：“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徐干《中论.治学》：“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

9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字发明以前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从传说和民族学资料来看，上古记事的主要办法有两种：一是结绳，二是刻契。《易传.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的时代大约在神农氏以前，而刻契符号的使用，大致在神农氏至黄帝时代。到了黄帝时代，经济文化生活的进步，使得结绳记事已无法适应更多、更快地记录、传递信息的需要，仓颉从“兽蹄鸟迹”之中，捉摸出一套方便适用的交流手段，从而发明了文字。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曾指出：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史与文的关系，可以从汉字构形中得到证实。甲骨文“史”作安(★)、叟(★)、碧(★)，后来分化为“史”、“吏”、“事”三个字。史从“中”，“又”是“手”，“史”字表明一人手持“中”(典册)。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刻契符号。1976年在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中，发现40片骨质记事工具。它由切割加磨的骨片制成，骨片的大小和形式基本一致。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着一至三个数量不等的缺口。与此类似的骨刻，在西宁朱家寨也曾出土。距今7000一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是一支早期新石器文化。在河南，以豫中为中心分布于新郑、密县、登封、巩县、中牟、长葛、鄢陵、郏县、漯河、舞阳、扶沟、项城、商水、临汝、渑池、潢川、方城、淇县等地，共发现五六十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新郑及其周围地区，是我国古史传说中少典氏生息、繁衍之地，在这里发现裴李岗文化不是偶然的。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在骨笛、龟甲和石器上均有刻画符号，其中如“口”形符号与安阳殷墟甲骨文中的“目”字相似(《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报告》，《文物》，1989年第1期)。这些刻画符号应该是仰韶文化陶器刻画符号的先声。新石器晚期还发明了记事符号。1949年后多次发现有关实物，仅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7处。1954年首先在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口沿上，发现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其后在陕西宝鸡北首岭、长安五楼、合阳莘村、铜川李家沟、黄陵桥山和临潼姜寨、零口、垣头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曾多次发现，其中以姜寨发现最多，共发现120多个约40多种符号，有的与半坡的符号相同，有的不见于其他遗址。上述遗址都是分布在关中地区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的三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其中有的符号开始规范化，一些符号肯定是数字，如I、Ⅱ、Ⅲ等，并为后世继承和采用。这说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远古居民，曾使用过相同的记事符号，这些符号与我国文字的形成，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是汉字的先驱(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半坡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发表后，郭沫若就曾指出：半坡彩陶上的刻画，其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刘宝才认为：“大量见于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各有一定的含义和相对固定的形状，具备了文字的部分因素，但刻画符号没有读音，还不能算作文字。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最初的中国文字。”(《先秦文化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台湾学者李孝定还曾用“六书”理论，认定半坡陶器符号里已有象形、会意、假借等方面的字，但尚无形声字(《中国文字的原始流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册、第3分册，1974年)。

10分布在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类型，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类型一千多年乃至二千年，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相当或略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但出土的陶器符号，其性质与半坡类型相似。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符号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发现，而以20世纪70年代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彩陶符号最为集中。其种类有130余种，有些符号笔画较多、较有规则，可能是文字(青海省文物处考古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5年)。同时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晚期遗址，也有大约1O种象形符号发现。于省吾认为大汶口类型的符号“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唐兰也指出：“当时已经有简体字”，并认为“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广泛使用”(参见《大汶口文化讨论集》，齐鲁书社，1981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到60年代又有一些新的刻画符号发现。70年代之后，考古学者在江苏吴县澄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4个符号并列刻在罐的腹部，这些符号在结构和书写特征上都十分接近古汉字的风格。80年代，考古学者又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上，发现了多个符号连续相刻的情形。唐兰和李学勤对其中的文字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这一地区已有一些刻画符号被用来记录语言，具备形、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参见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画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从考古上看，距今约5000?3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中发现了比半坡刻画符号更具有文字性质的文字。特别是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遗址，从1930年以来就不断有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加规范的刻画符号出现。如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发现龙山文化陶书，在一个陶器底部残片上刻有5行11字，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规则，其中有会意字和象形字，其时代比殷墟甲骨文早800年(《光明日报》1993年1月1日)。李学勤根据丁公陶文多用连笔的书写特征，认为它们是当时的俗体字。田昌五甚至指出：“正因为有了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我们对龙山文化时代成组陶文的出土便不会感到奇怪。”他建议，对于良渚文化澄湖遗址和南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之为“陶文”。严文明根据陶文是在陶片上刻的而不是在完整陶器上刻的，并从陶片上刻字后未再破碎等情形，指出“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文书”(参见《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在大汶口文化中期稍晚的时候，东夷人在记事符号的基础上创建了象形文字。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其象形文字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出土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以及诸城前寨的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共有8种18个符号(王树明：《谈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其中最受注意的是“8(★)”、“圆(★)”两个符号，有些研究者已经将其作为文字释读，特别是“8(★)”，有的学者认为经过演化就转化成了后来的“易”字。又加表示山崖形的形符“色(★)”就变成了“曙(★)”，也就是后来的“踢(★)”，即今天的“阳”字(参见宫衍兴、吕浩文：《东夷文化初探.东夷族在中国走向文明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陈全方曾把相当于黄帝时代前后出土的各种陶文或符号进行了分类整理，列成简表，约有60多种，经过认真研究，他提出“既然在我国仰韶时期就已有了文字，那么到黄帝时代经仓颉的整理、总结、提炼，从音、义、形等方面加以发展，特别是从形，亦即我们常说的‘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进行归纳总结应该是符合实情的。所以史书中传说黄帝命仓颉造字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根源的”(陈全方《从考古资料谈黄帝之功绩》，《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上述考古发现证明，在黄帝时代稍前，中国境内已经出现了文字的雏形，它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而且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可能有黄河中游，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中下游等不同的文字发展系统。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表明，仓颉是一个在以前刻画符号的基础上为文字的发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荀子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解蔽》)二、黄帝时代的造型艺术

11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绘画、雕刻、陶塑艺术起源较早，它们在原始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绘画艺术而言，《吕氏春秋.勿躬篇》说：“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考古材料证明，绘画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现有资料说明，原始绘画有两种：一种为装饰性图案画，一种为写实性绘画，两者都见于彩陶上。彩陶是一种独具风格、色彩鲜艳、图案别致的生活用具，又是当时的工艺品。由于绘画艺术体现了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我们从不同的彩陶纹饰及其艺术风格，就可以区别不同原始居民的文化。如半坡居民的彩陶，以鱼纹为主。庙底沟居民的彩陶，以三角纹、圆点勾叶纹为主。华县柳枝镇居民的彩陶，以鸟纹为主。大汶口居民的彩陶，以三角纹、菱形纹和方格纹等几何图案为主。巫山大溪居民的彩陶，以人纹等为主。甘肃地区的一些原始居民的彩陶图案，又以圆圈纹中填以不同纹饰的几何形图案为主。真正的原始绘画，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图和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鹳鱼石斧图。鹳鱼石斧图在陶缸的底部，画面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面积的l／2，色彩和谐，形象真实生动，优美古朴，寓意深刻，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原始绘画。按内容可分为两组：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石斧。鹳鸟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站立在画面的左侧，双腿挺直，亭亭站立，显出躯体有健壮的美感。鱼被鹳鸟叼出水面，陷入无力反抗的困境，只好直挺挺地下垂着。石斧绑在一根竖立的木柄的上端，上有固定石斧的四个穿孔，柄部画有刻画的绳索花纹。鹳鱼石斧图画石斧苍劲古拙，充分显示了石斧、木柄的质感和量感；画鱼线条圆润流畅，形态逼真，古朴优美。色彩配合也恰到好处，老鹳的白羽、鱼的银鳞、斧头的亮光及去皮的木柄，用白色表现。鹳、鱼的眼睛、缠柄的绳索，鱼的尾鳍脊等，用深浅不同的棕色处理。整幅画面在构图上一静二动，一长一圆，一小一大，一曲一直，上实下虚，疏密有致。上边的三头并列齐而不齐；下边的三条一粗二细；中间两边的斧刃和鹳尾左右突出，一上一下，相呼相应。可以看出作者观察细致，构思精妙，技巧娴熟，显示了原始社会艺术大师的高度智慧。在黄帝时代，人类已经能够抓住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主要特征，用简单、朴实的手法，勾绘出形象真切、姿态多变、生动活泼的动、植物形象。彩陶上的图案画取材已经非常广泛，凡人们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鱼虫花草、树木枝干、谷物籽实，以及由上述题材演变的几何形图案，应有尽有。人们自身的生活习俗，也在图案中有所表现。半坡类型文化的彩陶上有较多的动物图像，描绘了奔趋的鹿、爬行的鼋(亦称蛙或龟)和伫立的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类纹，数量最多，并贯串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类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平展的侧面形象，以直线造型，比例虽较准确，然略显平板。陕西省临潼县姜寨一期遗址第159号墓出土的彩陶大盆内，画着大致作一圈排列的五条鱼，是用两种不同画法画成的：一为黑色影像，突出鱼的外廓形象；二用线勾出鱼的各部分，并结合运用黑、白映衬的手法。中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富于变化，因其造型系以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故使鱼纹显得活泼灵动。其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蹦跃等姿态。姜寨二期遗址出土的尖底彩陶罐上的游鱼图像，夸张地表现出游鱼回首返泳的瞬间动态。甘肃省秦安县王家阴洼半坡类型墓地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四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头部的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而且鱼纹用弧条形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态，富有装饰性。黄帝时代在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了写实的局限，使绘画注入了浪漫和理想的色彩，拓展了绘画空间，丰富了绘画的风格。

12《论衡.订鬼篇》引《山海经》(今本无)云：“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论衡.乱龙篇》亦云：“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芦)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这说明在门户上画神荼、郁垒与虎起源于黄帝时代，并且影响后世也在门上画神荼、郁垒与虎作为民间世代相传的门神。剔除这一传说之中一些富有神秘色彩的说法，黄帝于“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应当不是无中生有之语。按照上面的论述，黄帝时代已经有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图画，比如“马”字，原初就是画出马的形状。再之我们在前面《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已经述及，黄帝时代“筑宫室”，从漂泊流徙的状态过渡到定居生活，那么，作为屋室重要部位的门户确定无疑地出现了。可见黄帝在门户上画神荼、郁垒与虎之举应是可信的。另外，据《绎史》卷五引《轩辕本纪》和《云笈七签》所云，有一次，黄帝到昆仑山东方的恒山巡狩天下，白泽神兽把自己知道的所有天地鬼神的事情一一讲给黄帝听。黄帝听后便让人把白泽兽所说的种种怪物画成图画，共有11520种，并在图画的旁边加以注解，以昭示天下百姓，使人民免受这些怪物的危害。黄帝回到宫中，还亲自写了一篇祝邪文，以诅咒这些怪物，从此天下太平。《轩辕本纪》和《云笈七签》所记具有浓厚的神奇色彩，但它说明黄帝时代已能画出想象中的怪物，可以证明当时绘画艺术进步的程度。就雕刻艺术而言，从现有资料看，原始社会的雕刻可分为骨雕、牙雕、陶雕和石雕。早期雕刻艺术品的代表是河姆渡双鸟纹骨匕。匕两端刻有弦纹、点线纹，中心部位刻两组双鸟纹图案。两组纹样基本相同，都是两只头上有冠、大眼、蹼足、勾嘴、修尾的水禽，鸟的图形栩栩如生。类似的线刻图案，在江苏邳县刘林和大墩子遗址，都有发现。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有象牙雕和陶雕。进入父系社会之后，雕刻艺术有了新的发展。从大汶口的象牙雕制品来看，其象牙梳共17个梳齿，象牙筒上下端各刻出一带弦纹，其问还透雕出由四个花瓣交错组成的图案。这些艺术品，图案新颖别致，透雕技术谙熟，显示了当时的雕刻工艺水平。产生于制陶术之后的陶塑艺术，是原始社会的又一艺术形式。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陶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陶塑艺术品，距今七千多年。陶塑艺术品的题材很广泛，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房屋、人像等。裴李岗、河姆渡和半坡出土的猪、猪头、羊和人像，造型简单，制作粗糙，但能抓住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加以突出，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如裴李岗的陶塑猪头，突出了猪耳朵大、腿短的特征和张嘴的生动形象。河姆渡的陶猪作奔走状，突出表现了猪的拱嘴短足、肥身垂腹的特点。人头像高4厘米，前额突出，高颧骨，口鼻用细线勾画，睁目张口，形象逼真。仰韶人的陶塑品也很多，比较早的有半坡的人头像，头扁平，人面略呈方形，耳目口鼻等用泥片附加黏合而成，鼻子高大，鼻脊中间压一道凹痕，耳部有系物穿孔。政治建树黄帝时代的政治建树

13一般认为，黄帝时代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代。首先，从婚姻关系来看，黄帝娶有四个妻室。《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除“正妃”嫘祖外，黄帝还有三个“次妃”。一个是方雷氏之女，一个是彤鱼氏之女，一个是嫫母。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女嫁男且以男性为主的家庭模式，男性在婚姻关系上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自己的粮瓮，自己的灶塘，显然是小家庭的情况。在浙江下川王岗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成排的小房间，也是小家庭的证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这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其次，从图腾的象征意义来看，图腾的象征意义已向始祖转化。母系氏族社会，人们“不知其父”，将本氏族的来源归结为始妣与图腾结合的产物。因此在母系社会里，只有始妣概念没有始祖观念。随着进入父系制，始祖的意义开始凸现，图腾与始祖发生联系。有多少图腾，就有多少个始祖，每一个信奉同样图腾的部落，必然会认为本部落的生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这个变化，在有关黄帝的史料中都有所表现。黄帝的子孙，传说有二十五人之多，而二十五个子孙，也并非某始妣感图腾而生，而是黄帝与嫘祖、方雷氏、彤鱼氏、嫫母结合的结果。黄帝就是他们的始祖。图腾含义的这个变化是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必然现象，它导致了社会生活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在母系社会，部落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而在父系社会部落之间的联合就变得密切。从黄帝时期的历史来看，当时社会发展趋势是女随男居，当这种趋势成为普遍现象之后，原有的部落团体在父系制下反而更加牢固，并逐渐形成部族组织。当部族变得越来越壮大，分化就必不可免。而同一部族里分化出来的各支族，一方面以本部族的生祖作为共同的始祖，另一方面又有它们各自的始祖。据《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据此可见，从黄帝部族中就分化出十二个小部族。据《路史.疏仡记.黄帝纪》，这十二个小部族后来在发展中还有进一步的分化。黄帝对于这些部落采取了军事民主性质的管理方式，他平时并不直接干预各部族的生产生活，但各部族在必要时须向黄帝尽义务。黄帝非常重视军事势力，他“以师兵为营卫”，可能是指集结本部族子孙成为亲兵群，作为他们是对外战争的核心力量，并依靠他们威慑被征服部族，保卫其核心部族的利益。黄帝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开始面对如何建构不同部落之间的联盟关系的难题，打破了由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对立和隔膜，开始改变中原政治的格局。据说当时炎帝神农氏有四个大的分支，一是烈山氏，二是共工氏，三为四岳姜姓，还有一支在汾水流域，后来残存的有沈、姒、蓐、黄四个部落。当黄帝兴起时，神农氏已发展到第八世，其领袖是榆罔。但此时神农氏的部族内部已经出现了较为尖锐的矛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为：“炎帝欲侵凌诸侯”。《逸周书》记载日：“炎帝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于涿鹿，诸侯畔之。”炎帝榆罔依靠本部族支系的联盟，在对外战争中逐渐取胜，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涿鹿一带。但炎帝的后代似乎没有很好地对各部族分支加以爱护和组织。作为部族的核心和领袖，反而对各部族分支施加掠夺。在父系社会，当一个部族集团变得越来越庞大时，部族集团因内部的亲疏和分化，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兼并。神农氏发展到榆罔时代，历时已五百年，内部各族之间已经有了分化。史书上说，炎帝并兼无亲，就是说炎帝部族不重视部族之间的感情，所以部族分支相继背叛部族首领。这也为黄帝战胜炎帝提供了机会和条件。黄帝取代炎帝的地位以后，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处理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黄帝的办法是将炎帝部族有能力的分支领袖吸纳过来，而不直接干预炎帝部族各分支的内部生活，但他却承担保护炎帝部族各分支利益的义务。黄帝接收了炎帝族中许许多多的人才，黄帝非常尊敬他们，谦虚地向他们讨教，利用和并尽量发挥他们的才能。正因为这样，黄帝与炎帝族分支之间才逐渐结成了比较牢固的联盟关系。

14在与蚩尤作战之后，黄帝部族面临更大范围的部落联合，黄帝依然采取了原有的部族联盟方式，对蚩尤部族进行融合。综合古史传说材料分析，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在黄帝族内部，开始依据部族分支的亲疏远近形成有一定等级的联盟，而炎帝、蚩尤部族则依旧保持他们的相对独立。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黄帝在政治上有了一些新的建树。在黄帝以前，氏族部落之间主要通过婚姻联系起来，社会公共事务限于部落内部，黄帝时代，随着部落联盟的扩大，公共事务越来越超出了部落的范围，产生了制定新的政治策略和治理办法的需要。黄帝创造了“分土建国”的制度。据《汉书.地理志》说：“昔在黄帝，……方制万里，划燮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颜师古注日：“方制，制为方域也。画，谓为之界也。燮，古野字。”《路史.后纪一》：“黄帝始分土建国。”《路史?疏仡纪?黄帝》说黄帝“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小大之国万区”，甚至连耕地也有了划分，据说后来的井田制就是从这时萌芽的。黄帝还十分重视社会管理方式的发明与创造。由于农业发展，较长时间的定居成为可能，这就使得社会基本单元比较稳定，易于管理。黄帝发明了适合于部族居住的宫室，与炎帝、蚩尤战争之后将都城建于涿鹿之阿，即今之涿鹿县黄帝城遗址。黄帝时期开始出现了与平原农业水平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的萌芽。《左传.昭公》说黄帝的官制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后来《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日：“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还有传说黄帝任用“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这些说法显然是后人根据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君臣关系所作的推想，并不一定符合黄帝时期的历史实际。但至少可以表明，黄帝时开始利用一些大臣来管理部落联盟的事务。又据《史记.历书》载：“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说明黄帝除了治人事的官以外，另有司天地、祭祀神祗的官，并各以物类名其职掌。司天的官主要职能是观察天文、制作历法的，在当时特别重要，为农业生产的指导者，后来流传的有黄帝历法。祭祀神祗是属于先民宗教方面的事，不过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僧侣阶级，宗教没有独立出来，凡有宗教意味的事情都融合在政治里面。祭祀神祗有专官，是行政的一部分，这些官不干涉民事，“各司其序，不相乱也”。黄帝本人作为“天下共主”，他也要祭天为天下人求福，求农业的丰收。在泰山上“封禅”是相传很古老的一种祭天典礼，据说在黄帝前已经有人举行，后来一直延续到宋朝。黄帝时期是中国社会一些基本的礼仪法度的创制时期。黄帝曾多次游历巡视，足迹所至，“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史记.五帝本纪》)。丸山在今山东临朐县，崆峒在甘肃，熊、湘在湖南，釜山在河北北部。涉及黄河、长江流域，黄帝各处巡视，显然有了解民情、安定部族的目的。黄帝还试图在部落内部建立一套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礼仪制度，《淮南子.览冥训》说：“黄帝治天下，……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

15黄帝还特别注意网罗人才来管理社会。《帝王世纪》就曾生动形象记载了黄帝求贤的传说。相传，黄帝思贤若渴，达到了梦寐思求的程度。有一天，恍惚之中，他梦见狂风骤起，满天尘垢都被这场大风刮得一干二净，整个天空十分清静纯净。又见一人手执千钧强弩驱赶着数万只羊群。他从中得到启示：“风作为号令，象征治国安民的贤人，垢字去掉土字偏旁就是后字。天下难道有名叫风后的人吗?手执千钧之弩的人，力气一定特别大，能自如地驱赶着数万只羊，此人一定很会训练军队，是一位良将。天下难道又有个名叫力牧的人吗?”于是，黄帝立即下令在各个部落中寻找名叫“力牧”与“风后”的人。后来终于在一个居住在海边的部落中找到了风后，发现风后果真是一位贤能之士，于是立即任命他为相。又在一片沼泽之地找到了力牧，果然与黄帝所梦一样，是一位足智多谋、精通用兵之道的将才，于是黄帝马上任其为将。由于黄帝求贤似渴，许多贤能之士都被黄帝所网罗，为其所用。《帝王世纪》还说：“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知名、规纪、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路史.疏仡纪.黄帝》也记载有黄帝“设灵台，立五官，以叙五事。命臾区占星，计苞授规，命羲和占日，尚仪占月，车区占风，隶首定数，伶伦造律，大挠正甲子，命容成作盖天，命荣援铸十二钟，命大容作承云之乐，命宁封为陶正，赤将为木正，命挥作盖弓，夷牟造矢，岐伯做鼓吹铙角，命邑夷法斗之周旋，命马师皇为牧正，臣胲服牛始驾，命沮诵作《云书》，孔甲为史，命俞附、岐伯、雷公察明堂，命巫彭、桐君处方?饵，命西陵氏劝蚕，命共鼓、化狄作舟车，命竖亥通道路，命风后方割万里……”在人才使用上，黄帝本着人尽其才，用其所长的原则，充分发挥贤能之士的作用。沮诵、仓颉由于深谙天文地理，博通今古，便被黄帝用作史官；力牧、神皇由于足智多谋，精通兵法，便被黄帝任命为将；西陵氏由于善于耕稼，熟谙农事，黄帝便任命其负责农事，劝民“蚕稼”。正是这大批的贤能之士，使得当时的社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管子.五行》上说：“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说明即使对原来是仇敌的人，只要确有真才而又愿意归顺者，黄帝也大度地加以任用。《艺文类聚》卷十一引《龙鱼河图》说：黄帝“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管子.四时》也说：“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从中可以窥见黄帝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则和对贤能之士的重用。正由于黄帝能够任贤用能，推行良好的社会管理，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大为提高。司马迁曾给予高度的赞扬，说“无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史记.历书》)。《韩诗外传》卷八说：“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淮南子.览冥训》更生动地描述黄帝时政治的清明景象说：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天，岁时孰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孰，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这些说法未免夸张，是后人的理想化描述，但可以肯定，黄帝曾经想了许多办法进行部落联盟的管理，后世一些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可能就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时代的政治建树（包括对政治制度的创建、社会管理方式的发明与创造）、文化成就（包括黄帝时代文字的发明、造型艺术、音乐舞蹈、制度文明、宗教祭祀）的简述和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