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_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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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2023年第1期 JournalofYuxiNormalUniversityVol.39No.1Jan.2023“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罗云（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云南玉溪653100）[关键词]“五四”;白话文学;话语博弈[摘要]白话文以国语奠定其身份是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新青年》同人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国粹话语等多重话语博弈的结果。后来者如“学衡”与“甲寅”诸人反对白话文时，涵括白话文学的现代白话文已取得知识分子、官方、民间多重支持。具体研究之中，又可将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媒体话语和国粹话语合并为与官方相对应的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四者既存合谋也有分歧。［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506（2023）01-0007-07“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非始于“五四”，亦非止于“五四”。就前者而言，学界已经取得许多共识，尤其是海外学者王德威等人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论题，虽存质疑与商榷，但作为有意义的学术论争，对于“五四”的多层次反思与回顾不啻为一种历史的有效介入。新文学的传播是与国语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三驾马车一同驱使，也是北洋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与《新青年》同人及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思想话语权的多维度博弈。白话文最终以国语奠定其身份是多重博弈力量之间对抗、妥协的结果，这些博弈派系主要可以分为：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新青年》同人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国粹话语。一、从白话文运作到白话文运动自王德威对“五四”文学现代性发轫期提出质询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新文学现代性的起点问题，尤其是晚清白话文演变轨迹和历史价值得到了学界的诸多关注。这其中刘茉琳在其博士论文《论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第一次富有创造性地将晚清至“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的白话文发展历史命名为“白话文运作”。“五四”白话文运动，呈现出较之晚清白话文运作更加显赫的历史地位，“五四之前的白话文，已经与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紧密结合，这种无孔不入的白话文成长为力量强大的现代语言，它只差一次‘正名’运动，因此，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①它取得汉语书写的正宗地位，名正言顺地发展为中国现代汉语”。[作者简介]罗云，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①刘茉琳.论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D].广州：暨南大学，2010：32.—7—

1玉溪师范学院学报吴福辉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前的多元准备中，对白话报的价值尤为赞赏，主张从松动的文言和过渡的白话入手考察晚清白话文运作。白话文、白话报与白话文学自晚清就是三位一体的变革组合体，活跃于“五四”文坛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等都曾参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的不啻为晚清白话报的健将，如陈独秀曾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白话政论和社会主张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反观清末通俗文学与晚清政治之关系的一面镜子，也为五四时期白话革命及新文学运动的兴起提①供了一份有力例证”。钱玄同曾主编《湖洲白话报》，胡适留美之前主编《竞业白话报》，“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的多元准备聚合成一种先锋话语合力，这股合力为现代汉语的四大基本要素积蓄了传播市场。现代汉语有四大基本要素——听、说、读、写，白话文明戏、白话授课、白话演讲和白话说书等诉诸听觉、视觉的启蒙形态为现代汉语的“听”与“说”做了试探；白话报纸、白话小说、白话文章在传播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促进一般知识分子和粗通文墨的市民阶层对白话文的接受与认同，培养了白话的阅读群体和潜在的白话写作者。但不可掩盖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白话文运作更多只是触及语言的工具层面，至于语言的思想层面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后才急速拓展。自文学革命提出以白话代文言以来，涵括新文学的白话文运动迅速取得成功，归结起来是五四时期多重话语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由胡适等人领导的白话文运动最终在“五四”运动次年取得官方的法理认可，容纳了新文学的现代白话文以国语的地位取代国文入主基础教科书，之后渐次从小学、中学突围而上抵达高等教育教材，成为整个民国教育中不可撼动的白话语言体系。实际上，新文学入主国语只是白话文运动的成果之一，别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别的社会学科等都不同程度上采用白话课本。新文化运动借助“五四”运动达到其扩大话语影响的高潮，后来的阐述者将二者合并命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分界时间段，无论是政治上民主革命领导权的转换，还是文学上古典与现代的脱轨，各种话语的叙述者都能从“五四”中寻找到各自的阵营符号。狭义的“五四”特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文学史跨度的广义“五四”是以时间段存在，许多学者把“五四”文学②的谈论范围延伸至“上承新文化运动下至五卅运动”，而直接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实绩显示出“五四”文学的伟大变革。五四精神薪火相传，“‘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③是学术，更是精神”。因此触摸历史方可以较为可信、客观地重构研究思路，还原或者接近历史本相。萌芽于晚清的“白话文运作”，对文学革命中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巨大推力。但不可否认晚清白话文运作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有着迥异的语言系统，二者不是文字的差别，而是新的语言体系对旧的语言体系的整体取代。晚清白话文运作并不否定文言文作为汉语正统语言体系的合法性，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人只是在语言的工具层面对白话文进行社会地位的提升，晚清白话文先驱仍旧是在僵化的文言体系中把白话文的普及作宣传的工具和文言文的辅助手段，始终没有突破文言思想体系。即前期的白话文运作属于语言的工具层面，而白话文运动则归入语言的思想构筑体系。就现代国语语言体系思想建构方面，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赵元任等人对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和语言规范进行横的移植，要大于对晚清白话文运作的承袭。这并非意味晚清白话文运作的失败，相反，这一运作以其白话报的推广和白话小说盛行，特别是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抬升功不可没。只不过这一运作因时代①龙开义.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J].船山学刊，2003(1)：138-141.②张岩泉，王又平.20世纪的中国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8.③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

2罗 云：“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背景、文化心理的不成熟而停留在语言工具范畴，未能触发现代汉语思维本体内核。探究白话文运动时，白话文与白话文学之关系是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概念，新文学作为白话文最突出的成果只是白话文在文学方面的胜利，作为语言的白话文的内涵属性远比文学深广，如以现代白话语体和语言规范写成的法律条文、政府公文、商业契约书、书信、广告、自然科学普及读物等都是白话文的话语实践。白话文学参与了现代国语构建中最关键的一环，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只有国语的文学从理论倡导延伸出实际的新文学成就，才能以文学推动国语的普及和认可。辨析“五四”多重话语叙述中，许多不可或缺的话语以同路人或反对者的声音共同参与白话文与白话文学革命。可以说白话文以国语确定其身份属性，是多重话语博弈的结果，这些话语不独在“五四”时期发挥作用，部分话语从晚清以来便一直作为白话文前驱而存在，如白话报、文明戏、白话小说和国音统一运动等。不同话语以各自方式积极融入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就“五四”时期而言，若是从不同话语主体阶层和文化身份的划分，奠定白话文国语地位的主要有四类话语参与博弈过程。其一，北洋政府主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军阀纷纷效法的官方话语。山西省的阎锡山贯彻白话教育最为彻底，通过教育改革推动白话文普及是当时最迅速、最有效、最全面、最权威的强制手段。其二，以胡适和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同人倡导并亲身实践的知识分子话语。报刊宣传、教科书编撰、教育参政、启蒙演说、外文的白话翻译、白话文学是新青年阵营最常用的话语武器，因文学革命的参与者或者幕后支持者多半与现代教育、文学活动关涉，故而知识分子话语主要来自于教育界、文学界、归国留学生以及社会名流。其三，具有进步意义的商业媒体话语。近代白话通俗小说，特别是鸳鸯蝴蝶派，以开明的书局、出版社和白话报刊等积极推动了白话文学的社会影响。其四，以国粹派刘师培和辜鸿铭、林纾和严复等守旧文人组成的反对派国粹话语。反对派中刘师培的《国故》杂志因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等国学教师的参与，一度在北大成为显学三派之一，虽然不足以压倒“五四”新文化运动，但颇具有与新青年、新潮社相抗衡的文化资本。后来的学衡派与甲寅派反对白话文运动时，白话文已经深入人心，取得知识分子和官方、民间多重支持，反对势力微浅。研究之中，又可把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媒体话语和反对派的国粹话语合并为与北洋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相对应的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二、北洋政府主导下的官方话语清中叶以来到民国初年，中国逐渐形成了两大官话系统。一套是以南京话为基础、以吴音为标准音的南方官话中心，又叫南京官话，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便是南京官话在文学上的表征；另一套是以北京话为基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北京官话又称之为京白。继宣统元年清政府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以来，北洋政府成为“国语”运动的继承者，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便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国语《采用注音字母案》，次年又成立读音统一会，以审定国语之国音并采定对应的字母，会议最终拟定了一套包括39个字母的注音字母，然而因袁世凯时期的帝制复古背景，国语运动与国音施行始终未能成形。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高层内部对于国语运动以北京官话为主还是以南京官话为主争论不休，但拥护南北官话的双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言文一致是国语之本，统一国语的目的在于借国语之意识—9—

3玉溪师范学院学报形态进一步开启民智、通达政令、统一国家。其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民族共同体早已为普通民众认可和接受，但方言与官话之间的矛盾阻碍民族精神向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乡村人群渗透。“民族的语①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因而迫切以国语统一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了北洋政府历届统治者尤其是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心。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但对于北洋政府推行白话文的政府政令，无论南北地方政府和反对派军阀均响应者多，这其间当以山西省省长阎锡山为甚。当然，比阎锡山更早鼓励白话教育的是许世英，1915年时任福建巡按的他对福建商业学校校长开风气地将新旧年级学生教授一律改用国语并购白话报的行为进行了官方的嘉②许，并希望“积极进行，毋讬空言”，只不过福建政局不如山西稳定，白话教育进程较为迟缓。1916年10月，沿着民国元年的国语运动潮流，受到北洋当局支持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其宗旨在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③1918年6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的阎锡山下令“拟将小学所用课本一律改用白话”。查同时期的地方政府中，山西无疑是全国白话文运动的模范省份。鉴于阎锡山主政山西贯穿整个民国时段，兼之山西在民国初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他的教育改革迅速以政府公文的形式自上而下施行，对于胡适所提倡“国语的文学”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由于山西省在全国国文改国语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初等学校的白话文教育改革，以山西为标榜，诸多省份在1920年前后不遗余力践行国语运动，纷纷购置白话文教科书，编撰白话文讲义，设置白话文教学大纲。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全国教育计划书》，该计划书认定“统一国④语”为“中央教育行政上之重要设施”之一。同年4月，又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筹备在全国范围内以行政手段全面普及国语。官方话语并非是抽象的孤立存在，它与知识分子话语始终存在一定的沟通渠道，二者之间有很高的互补性，比如北洋政府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中，会长张一麐明显默许或者变相支持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筹备会中掌握发言权的蔡元培、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胡适、周作人等皆为新青年的同路人。以至于可以说白话文和白话文学革命能在短时间内由北京一隅影响全国，其间是官方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合谋结果。诚然，北洋政府固然存在顽固的白话文运动反对者，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历届行政首脑和教育高层整体上属于国语运动积极推动者。回顾1912年以来的国语运动，民国前13年的北洋政府官方话语总体上对白话文运动采取宽容、默许或者支持的态度。民国元年由政府主导的国语统一运动和由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学革命，借白话文实现了双方博弈利益的趋同，国语运动与白话文学运动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终于在1920年1月建立起国⑤语教育雏形：“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三、《新青年》同人及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钱玄同、刘半农、胡适、赵元任等人正是意识到白话文背后的现代汉语体系的本体意义，因而在倡导新文学理论的同时，不遗余力建构起彻底颠覆文言文语言体系的现代汉语语言体系，在语法、词汇、①洪堡特.论人类语文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0.②许世英.批商业学校校长详报新旧级学生教授一律改用国语并购白话报[N].福建公报.1915-03-09（9）.③阎锡山.小学用白话之省署主张[N].申报.1918-06-16（7）.④教育部.全国教育计划书[J].教育杂志.1919(11)：7-12.⑤（民国）教育部.咨各省区国民学校一二年级自本年秋季起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为国语教育之预备文[N].教育公报.1920-02-20（12）.—10—

4罗 云：“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语音、句法、修辞各方面不断完善和修改，使之适应现代口语和现代思想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汉语体系雏形建构之初便与文学紧密合力，又对西方文学、文化思想作本土化移植，即便存在欧化倾向，但他们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体系。白话文运作初期，政府关注度较低，而在文学革命强劲传播之际，官方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明显显示出利益博弈的一致要求。官方话语希冀国语的文学能服务于携带政治目的的国语统一计划。同理，“五四”新文学阵营也企图从官方获得白话文学话语的法理性认可，官方话语具有国家行政和暴力机器作后盾，带有强制性、政治性、权威性，与之对照的非官方话语，诸如新文学阵营的知识分子话语则带有很强的启蒙性、渐进性和思想渗透性。如前所述，报刊杂志、社团、教育、演说、白话翻译、白话新文学创作等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利器，教育之中，早期高等教育多培养各地师资，信奉新文学、新思想的毕业生走入教育事业，或者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或从事报刊活动，故而白话文学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声誉最盛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成了新旧文学自由争鸣的场地，“五四”白话文运动能够取得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功业，《新青年》同人居功至伟。文言与白话博弈过程中，原本是现代汉语体系与固化的文言文语言体系的二元博弈，后经过文学革命的展开，愈来愈多上升到古典的传统文学与现代白话新文学之争。民国初年“文白”争论中报刊商业媒体话语除去商业利益的炒作包装需要，绝大部分老牌媒体对白话文学保持中立、默许、宽容的态度，但是对白话的态度几乎都是支持。许多报刊对新文学前景并不明确表明立场，他们虽然改版增加白话版或者在原来白话版基础上模仿《新青年》，但刊登的文章还基本属于鸳鸯蝴蝶派这种消遣休闲的通俗文学，譬如《小说月报》《申报》。只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阶层、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对新文学怀以期待之情，价值中立的商业报刊才急迫调整话语倾向。非商业的《新青年》阵营刊物与商业媒体的博弈结盟在五四前夕已获得巨大社会反响，刚刚诞生的新文学传播、接受和经典化进程加快，尤其是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周作人的文学理论、胡适的国语运动、郭沫若的新诗，使得新文学的白话文学创作一开始就在各种文体中取得显著成就，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实绩反驳了文言国粹派的批判。就连反对派中个①人声望最大的林纾也只能叹息：“至白话一兴，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之以白话。”纵观文学革命运动前后，许多有一定话语权的报刊经历了办刊宗旨的转变和刊物易主，而后形成了许多利益阵营，或倾向于新文学，或旨归在国粹复古。更多的报刊则顺应时势，虽然也刊登旧派文人的守旧文章，但是办刊宗旨明显逐步向新文学阵营靠拢，单就1919年响应白话文学革命而改为白话的报刊就超过400种，次年北洋政府已经推行国语教育之后，白话文基本在各大主流报刊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觉悟》《晨报副镌》和后来的《京报副刊》等重量级刊因价值立场的趋同，一道构成“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尤其是“四大文艺副刊”发表的许多新文学作品、挖掘的新文学作家、高举的新文学思想，不久便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新文学阵营中又有许多“跨界”的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姆式人物，蔡元培先生既是掌握教育大权的政治人物，又是伦理学、美学资深学者，民国元年便参与了国语、国音运动。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为白话文运动保驾护航，同时默许北大国故派与新文学派在北大自由发展。我们也应当看到军阀割据下暂时放松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也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在全国割据格局下依然能持续推进的一大取胜因素。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总是需要一定的断裂宣言和激进态度对旧体系进行瓦解，①朱修春，陈敏.桐城派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33.—11—

5玉溪师范学院学报而旧体系崩溃之前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往往采用敌对手段遏制新体系的建立，但新旧过渡之中，二者并非完全的对立冲突，也存在转化和同化。白话文学革命中既往文学史较多阐释旧派文人与新派五四新人的对抗激辩，实际上旧派之中维护文言者并非全盘敌对白话文学。古文大家林纾对白话文的知识普及和语言工具价值有较早认识，早于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之前20多年，便有林纾于维新运动期间，以畏庐子之名付梓的《闽中新乐府》。该诗集中多采用浅明易懂的民间口语和通俗变体文言，完全可以看做是晚清白话文运作的成绩之一，如《村先生》《小脚妇》《棠梨花》《破蓝衫》等。而且他开始以白话韵诗宣扬现代平等思想和人道主义，遗憾的是近百年文学史几乎没有丝毫提及。郭延礼在《中国近代①文学发展史》十分简略谈及林纾《闽中新乐府》，“林纾的诗，以《闽中新乐府》影响最大”，并将其近乎“白话诗”的文体定位为“歌诀”，认为其价值不大。即便是近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学学者章太炎，其人也不是完全反对白话文运动，他只是批判白话文学，章太炎以白话完成的学术文章，客观上推进白话文在学术领域的实用性探赜。白话文学之所以能够在壁垒森严的文言文体系中打开缺口，并逐步占据②文言文的各大应用领域，“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很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然而辩证看待历史，林纾、严复、刘师培等人确实站在五四阵营的对立面，不管是对白话文学的攻击，还是对封建伦常的维护，都是新文学阵营所不容存在的讨伐对象。以文言文学为国粹而自居的林纾、刘师培等人站到了历史对立面，林纾、严复、刘师培之流及其话语刊物一道组成白话新文学的敌对话语。林纾曾企图借门人在北洋政府的权力打压白话文运动，更有孔教会成员上书总统武力遏制新文化运动，皆失败而终。官方话语虽然对白话文运动颇有微词，但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北洋政府对新文学知识分子阵营依旧主要持默许乃至于辅助的态度。尽管教育部高层就新文学入主民国教科书摇摆不定，然则新文学话语携思想启蒙正席卷全国主要城市，且影响了中国乡镇开明绅士阶层。社会报刊舆论也整体倒向新文学，大势所趋，博弈各方大致保持一定的克制，不过我们③也应当看到“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诚然，“文白之争”更多是一种思想、文学话语权力之争。新文学的对立派中主要有三大发言刊物，其一，是有“安福系”喉舌之称的《公言报》，林纾《致④蔡鹤卿书》初刊于此报上，《致蔡鹤卿书》中甚至断言“非读破万卷书，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出发点看似跳出文白之争，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为文言文语言体系寻找立足之点，侧面映射白话文学之浅陋——若是离开文言法则的思维、文化，白话文学则不足以独立支撑作为一种新的创作范式。其二，是席子佩与英国人合资创办的《新申报》，林纾和好友亦参与出资，大有模仿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图和《新青年》《新潮》等争夺文化阵地，林纾的映射小说《荆生》《妖梦》便在此报刊发。其三，是刘师培、黄侃主编的《国故》月刊，该刊物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从现有历史资料考证可知，新旧交锋最为激烈的是1919年，而且在后世文学史追溯中往往把“五四”运动看做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特别是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机关刊物《公言报》发表长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意在挑起北大内部知识分子的同室操戈，人为地把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青年》《新潮》一派和以刘师培、黄侃为首的《国故》同人当做相互的敌对势力。数日之后，刘师培不无急切地在《致公言报函》中阐明《国故》之立场，对报刊的不实之言展开猛烈回击：①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2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70.②陈平原.现代中国：第2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16.③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1④林纾.铁笔金针——林纾文选[M].许桂亭，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06.—12—

6罗 云：“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多重话语博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①正，是为至荷！”虽然刘师培等国粹话语对白话文学颇有微词，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一昧借助官方话语权排斥新思潮，相反在陈独秀被捕、新文学受挫之际，他挺身而出展开救援，不失君子风度。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林纾、刘师培等对立阵营中文白之争的话语博弈不是简单的扞格不入，而是存在话语的碰撞、对抗、磨合、妥协乃至于合谋对抗官方话语。如胡适在文学革命占据上风之后，立刻转为整理国故，两者本来就可并行不悖，不过对于迫切需要破旧立新的新文学诸子，刘、林二人的文化保守主义仍然被看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护法。新文学的传播是与国语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三驾马车一同驱使，是北洋政府主导的官方话语与《新青年》同人及多元并存的社会话语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思想话语权的多维度博弈，博弈的结果是：负载现代启蒙思想的新文学开始取代古典文学；现代汉语语言体系借助新文学渐次构筑起符合现代世界潮流的语言法则；科学民主思想加速被传播接受；文学革命推出像鲁迅这样足以与同时期世界文学并肩的文学大家，也推出最能够代表“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先锋诗人郭沫若。白话文学的胜利与其说是新旧文学的分界，不如说是新的现代汉语语言体系对旧的文言文语言体系的全面革命，既有理论革命也有文学创作的覆盖，更是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群众的文学接受思维的话语渗透。MultipleDiscourseGamesintheMay4thMovementofVernacularLUOYun(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uxiNormalUniversity,Yuxi,Yunnan653100)Keywords:May4thMovement;vernacularliterature;thegameofdiscoursepowerAbstract:ItistheresultofmultiplediscoursegamesthatvernacularlanguageestablishesitsidentityasMandarin.First,theofficialdiscourseledbytheBeiyangGovernment;second,theintellectualdiscoursepracticedbytheNewYouth;third,theprogressivecommercialmediadiscourse;fourth,thequintessencediscourse.Whenlaterscholarssuchas“Xueheng”and“Jiayin”opposedtovernacularwriting,modernvernacularwritingaswellasvernacularliteraturehadwonmultiplesupportfromintellectuals,thegovernmentandthepeople.Inthespecificresearch,wecancombineintellectualdiscourse,commercialmediadiscourseandquintessencediscourseintoapluralisticsocialdiscoursecorrespondingtotheofficialdiscourse.Therearebothcollusionanddivergenceamongthefour.①司徒朔.北大1919[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14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