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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讲义
1明帝系:太祖朱元璋(洪武31年)、建文帝(建文4年)、成祖(永乐22年)、仁宗(朱高炽,洪熙元年)、宣宗(瞻基,宣德10年)、英宗(朱祁镇,正统14年、天顺8年)、代宗(朱祁鈺、景泰7年)、宪宗(朱见深,成化23年)、孝宗(朱祐樘,弘治18年)、武宗(朱厚照,正德16年)、世宗(朱厚熜,嘉靖45年)、穆宗(朱载垕,隆庆6年)、神宗(朱翊钧,万历48年)、光宗(朱常洛,泰昌元年)、熹宗(朱由校,天启7年)、思宗(朱由检,崇祯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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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帝制的专制程度到明代日愈深刻;秦汉所创的制度,在坏的方面也可说已发展到逻辑的尽头。皇帝现在根本不承认一般臣民人格的存在,廷杖与诏狱是连前此受半开发的外族统治时都没有的野蛮刑制,明初对文人尤其对功臣的极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惨案。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605-6页。
4一、政治体制(一)地方机构:1、设三司。洪武九年(1376)下令撤销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三者地位平等,互不统摄,向中央负责。《明太祖集》卷四《承宣布政使诰》: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张陈之也。
52、全国设十三布政使司。洪武九年设北平、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广西、陕西、四川12个布政使司。十五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或省)之下,设府、州、县。以府统县,州则分为直隶州(相当于府)、属州(相当于县)。布政使司仍沿行省之名,称为“省”。但职权范围较元窄,仅限于民政,财政,品秩也稍低。
6(二)中央机构1、罢相。洪武十三年(1380),借口胡惟庸反,撤中书省,不设丞相,提高六部职权,分掌天下事务,不设丞相,径向皇帝负责。此举是对一千多年中央政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元弊政: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年正月戊辰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明太祖实录》卷五九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
7费正清:朱元章成了全国民政与军事的“总经理”(CEO)。太祖曾在八天时间里收了1600件奏章,其中计有3391条请示的问题。按每天十小时批阅200件的速度来算,每件奏章平均看3分钟。费正清《论中国》,第135页。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8胡蓝之狱(一)胡惟庸其人:明史卷308胡惟庸传:帝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嵗,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内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閲,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大將軍徐達深疾其奸,從容言於帝。惟庸遂誘達閽者福夀以圖達,為福夀所發。御史中丞劉基亦嘗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醫視,遂以毒中之。基死,益無所忌。
9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敇責省臣。惟庸(左相)及(汪)廣洋(右相)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於禮部,部臣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未㡬,賜廣洋死,廣洋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乃敇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明年正月,涂節遂上變,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時謫為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隂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宁节:御史大夫陈宁与中丞涂节。
10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至十八年,李存義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賢獄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獲封績,善長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發,捕績下吏,訊得其狀,逆謀益大著。会善長家奴盧仲謙首善長與惟庸往来狀,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與惟庸共謀不軌。帝發怒,肅清逆黨,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乃為《昭示奸黨録》,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云。李存义:李善长之弟。林贤:明州卫指挥,胡令其招倭。封绩:元故臣。
11胡案扩大化与实质1、李善长:其弟李存义之李佑娶胡女为妻。洪武二十三年(时胡死已十年),朱玩璋定其罪名: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孤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李时七十,一门七十余人被诛。2、叶升、宋濂受牵连。1)叶升:二十五年(1392)八月,坐交通胡惟庸事觉,诛死。凉国公蓝玉,升姻也,蓝玉败,复连及升,以故名隶两党云。
122)宋濂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朱元璋本欲杀戮,经皇后、太子力劝,改为全家流放茂州(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重庆奉节县)。胡案坐诛者三万余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谈迁:惟庸非叛也-------积疑成狱。吴晗: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胡惟庸党案考)
13(二)蓝玉案明史卷132藍玉傳:玉長身頳(chēng)面,饒勇略,有大將才。……數總大軍,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蓄莊奴、假子,乘勢暴横。嘗佔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扣喜峯闗,闗吏不時納,縱兵毁闗入。帝聞之不樂。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慚自經死,帝切責玉。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過改為涼,仍鐫其過於券。玉猶不悛,侍宴語傲慢,在軍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専,帝數譙讓。西征還,命為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潁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聴,益怏怏。
14二十六年二月,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夀、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戸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伺帝出耤田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手詔布告天下,條列爰書為《逆臣録》。至九月,乃下詔曰:藍賊為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胡谓丞相惟庸也。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明史卷126湯和传:帝春秋寖髙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将乆典兵未有以發也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賜鈔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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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内阁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设春、夏、秋、冬四辅官协赞政事,洪武十五年,取消四辅官,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为正五品官。这是明代内阁制度的萌芽。明成祖即位后,以解缙、胡广、杨荣等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但没有执掌中枢的权力,六部诸司有事无需向其关白。这是内阁制度开始形成时期。
17明仁宗时期,内阁大学士的权渐重,大学士兼部院,至有官居一品者,有类宰辅。世宗嘉靖以后,内阁大学士常被视为宰相辅臣。内阁大学士无定员,大约在三至七人之间,常见的为五人。至嘉靖初,内阁中形成了首辅与群辅的关系,首、次、群辅的地位和权力明显不同。概言之,明代内阁萌芽于洪武、永乐,发展于仁、宣、英、宪,至嘉靖渐趋完备。中后期的内阁名义上是皇帝的秘书处,实质上国家的中枢政务机构。
18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章,兼司平驳,虽设有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特以备顾问而已,于政事无与也。永乐中,始命解缙、胡广等入文渊阁,预机务,然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迨洪、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钧衡之重。然同在内阁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宣德、正统间,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用陈循、曹鼐等入阁,士奇、荣相继殁,礼部援故事请旨,帝以杨溥老,始命循等预议。可见寻常入阁者,不得辄与裁决也。嗣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夏言为首揆,严嵩至不敢与分席,欲置酒邀欢不许。选自《廿二史劄记》卷23
19(三)军事机构(1)中央五军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改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督司、卫所。五军为左、右、中、前、后军。兵部与五军都督府非从属关系,而是各有所司。五军都督府总兵籍,不能调兵,兵部得调发,而不治兵。大权控制在皇帝手里。
20(2)卫所。为迅速恢复经济,解决军费开支,朱元璋寓兵于农,建立了卫所制度。明代普通的卫,下辖五千户所,所是卫的基本单位。卫所是训练军队和屯养军队的建制单位,直接统率卫所的是都指挥使司或行指挥使司。此项制度至明中期出现瓦解的趋势,始推行募兵制。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百户所
21雷海宗:明代于外表上摹仿唐的府兵制,但实际军士都是世袭的职业兵,与半征兵的府兵制相差甚远。明只在太祖、成祖的短期中兵力较强,此后对外大致只能守而不能攻。外患一在北边,就是蒙古,一在沿海,尤其东南一带,就是倭寇。这两个问题明朝始终没有能力解决好。————《中国通史选读》,614页。
22(四)特务组织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设特务机构锦衣卫。隶属皇帝亲军体系。下辖镇抚司。直属于皇帝。职掌:侍卫、缉捕、刑狱。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又增设东厂,宪宗(朱见深)成化十三年(1477)又设西厂。武宗(朱厚照)正德初年,刘瑾奏设内行厂,自领之,虽锦衣卫、东西二厂亦在侦缉范围之内。锦衣卫、东厂存至明亡。最初只是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并没有逮捕和审讯的权力。明初只有几百人,明中后期达十几万人。
23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四: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徴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尝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
24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郡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明史-宋濂传传》)
25二、学校和科举制度(1)学校1)国子学:为最高学府。中央政府主办,洪武十五年后改名为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官。国子学的学生叫监生。2)府(州)县学:由地方政府主办。府学教官:教授;州学教官:学正;县学教官:教谕。3)村镇的民间学社,由这类学校由私人主办。
26(2)科举“永制”洪武十七年(1384),礼部颁行了“科举成式”,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一程式为明清两代科举制奠定了基础。此后500年年没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永制”。1)童试:又称童生试,是府、州、县学的入学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明代,凡是没有取得县学、州学、府学学生资格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通称为童生或儒童。
27童试的四阶段A县试:由知县主持;B府试:县试合格的考生参加由知府主持的考试;C岁试:又称院试,由提督学政的提学官主持。提学官是朝廷委派的负责省级考试和教育事务的官员,一般任期3年。任职于南京、北京的提学官称为学院,任职于各省称为学道、学政、或学台、宗师。岁试任务:A从童生中选秀才;B对地方学校原有生员(秀才)进行甄别考试,按照成绩优劣给予奖惩。通过岁试的童生,即为府州县学生员,称秀才、相公。
28D科试:岁试之外,提学官在每逢3年大比之前举行的考试,选拔府州县学的生员参加乡试。科试成绩列一、二等的,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2)乡试又称乡闱,大比。是科举生员参加的省级考试。时间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桂榜、秋贡等。共分三场考试。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为解元。举人是一种正式的科名和资格了,即使会试未能考中进士,也可以通过吏部铨选而做官。
293)会试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地点在礼部的贡院。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全国举人春季二月在京师会试,故称春闱、春试、春榜、杏榜等。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第一名称会元。
304)殿试会试后的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八年(1472)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主持,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传胪[1](三甲第一名亦偶称之)。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1]科举制度中,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
31三、“分封”与“靖难”1、明初的分封朱元璋为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1)加强对北方蒙古马队的防御,2)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
32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子,除一子为皇太子、另一子出生不久即死外,先后分封二十四子为王,又分封一个从孙为王,共有二十五王,使之出镇全国各地。镇守北方的诸王为防蒙古贵族的侵扰(详下)
33守边九王:燕王朱棣镇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镇守大宁(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谷王朱橞镇守宣府(河北宣化);辽王朱植镇守广宁(辽宁北镇);代王朱桂镇守大同;晋王朱镇守太原;庆王朱㮵(zhān)镇守宁夏(今银川市);秦王朱樉镇守西安;肃王朱楧镇守甘州(甘肃张掖)。其他诸王分驻内地。
34诸王的实力膨胀各王府均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共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一万九千人。在诸王中,以北方诸王的势力最大。A、宁王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B、燕王和晋王权力尤重。中央派来的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均受其节制,朱元璋甚至允许此二王扩展其军事势力,军中事大者方才奏闻。
35授权与收权为防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得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分封制度却造成分裂和割据,引起骨肉相残。
362、靖难之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因太子朱标早死(1392年,37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建文新政:(1)重用文臣。黄子澄为翰林学士,齐泰为兵部尚书,方孝孺为翰林侍讲。三人都参国政。他们的目的在于加强文官之治,以削弱将军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37剑桥中国明代史(1992年,203-204页):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儒都被擢升,握有空前大权,这就大大地背离了明太祖所定下的制度的模式。他们在国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简直就是皇帝的化身。他们即使不对内战负主要的责任,也要负直接的责任,因为他们对朝廷的控制和他们正在推行的变革给了燕王以发起叛乱的口实。
38(2)改进了太祖的严厉法律制度。(3)减轻某些过重的赋税。(4)削藩。建文帝即位后,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1)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首先袭执周王朱木肃(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废为庶人,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囚齐王朱炆于京师,湘王朱柏自焚死。2)削除燕王。于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燕王朱棣即起兵南下,建文帝所遣军队,均被朱棣打得大败。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夺取帝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
39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于宫中自焚死,或说由地道逃去,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明成祖削藩(1)自焚说;(2)出亡说:1)为僧云游四方: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渐、广东等。2)出海漂泊,不知所终。
40四、成祖政治明成祖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朱元璋的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北征蒙古,南伐安南,遣郑和下西洋,国势强盛,为明朝之最。(1)他接受“靖难”的教训,首先积极进行削藩。在北方操兵柄的诸王,有的被迁至南方,如宁王被徙于南昌;有的被削去护卫,如代王、辽王;有的被废为庶人,如齐王、谷王,从此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了,军政大权更集中于皇帝。(2)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部边防,又能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41附迁都北京:永乐元年,升北平为陪都,改名北京。19年正式迁都北京,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陪都)。仁宗初即位,下诏复都南京,北京改称“行在”,但并未实施,即辞世。宣宗即位,请“京师”为南京,但本人常驻北京。英宗正统五年(1440),诏北京诸衙门去“行在”二字。北京作为正都的地位自此不变。
42第二节明中后期的政治与张居正改革仁、宣时期,重文臣治国,政治比较清明,改拓边为守边,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稳定,史称“宣仁之治”一、重大的政治事件1、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瓦剌军所俘的事件。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贵族首领也先率军攻明。宦官王振挟持英宗率军50万人亲征,因前方小败,慌乱退至土木堡,为敌追及。战,大败,英宗被俘。史称~。
432、夺门之变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被放回,朝廷出现了策划英宗复辟的阴谋活动。(朱祁钰)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景泰帝)病危,将军石亨、官僚徐有贞等勾结宦官曹吉祥发动政变,废景泰帝,杀北京保卫战功臣于谦,拥英宗复位。称~。自此,宦官掌大权,正直官吏多被杀害、贬逐,政治更加腐败。
443、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蒙古俺答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俺答遂引兵东去,直抵北京城下。时勤王诸将皆坚壁不战,俺答兵饱掠之后退去。是年为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45二、政治大势(一)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明中期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导致宦官专权的局面。而宦官专权的结果,更加重了政治的腐败。(1)宦官干政之始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之祸,曾严厉禁止宦官干政。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开始信任宦官,不仅给以出使、专征、监军之权,而且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由此开了宦官干政之端。宋太宗曰: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宋史》卷四六六《王继恩传》)
46费正清:明太祖废除宰相和中书省,等于将文官层僚斩了首,而文职官僚及其工作必须由外廷的首长宰相领导。因此,明朝的皇帝不得不藉助于身边的随侍者来理事,进而变成行政、军事,以及其他特殊事务都要靠太监去办。到后来,宫中太监人数高达七万。费正清《论中国》,135页。
47(2)明代宦官专权1)专权自英宗(朱祁镇)王振始。英宗即位时九岁,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当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政治日渐败坏,内外官吏莫不贪腐,贿赂公行。2)刘瑾专权。刘瑾矫诏设立由其统领的内厂。专权达五年,侵夺内阁权力,朝廷大政不由内阁,而在刘瑾私寓办理。操纵吏、兵二部用人之权。整个明朝官僚集团贪污成风,吏治败坏到了极点。刘瑾的家财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
483)严嵩专权在嘉靖年间为首辅最久,影响政治也最大。严嵩窃权谋私,卖官受贿,引用私人遍居要地,四方官员争进贿赂,先后专政十四年始败,弄得政治极端黑暗,边防松弛不堪。(江西分宜人,进士,其子严世蕃)严嵩的倒台:嘉靖41年11月25日,火,毁帝所永寿宫。大臣或主修复,或主迁回大内(紫禁城)。严氏则主暂居南宫(重华宫)。景泰帝曾于此地幽禁英宗。帝怒。内阁次辅徐阶提议修复永寿宫,并迅速竣工。帝将大权交徐。御史徐应龙串通道士蓝道行,终致嵩致仕,世蕃入狱。世蕃发配海南,中途回江西,约见同党,州府告其聚众反。世蕃复入狱。44年3月24日,世蕃以通倭与谋反处死,嵩黜为平民。一年后,嵩死。
49(二)土地兼并与赋税加重(1)土地兼并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趋剧烈,皇室、功臣、贵戚、官僚以及地主富户,无不大肆掠夺土地,造成土地占有日益集中的现象。(2)赋税繁重明代中期,赋税日益加重。明初“永不起科”的田地,这时也全部征收赋税。江南地区尤甚。自明朝初年,这一地区的官田赋税相对较重,完全按照私人地租的数额征收税粮。迁都北京以后,许多转输到北京的运输的消耗和费用均由人民承担。
50(三)农民起义明中期以来,流民已达数百万,散布至十余省。后来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有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刘通(又名赵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起义、刘六、杨虎起义。三、张居正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湖北江陵人。穆宗[朱载垕]隆庆元年(1567年)入内阁,隆庆六年(1572年)为内阁首辅。为内阁首辅时,隆庆皇帝已死,新即位的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年仅十岁。自出任内阁首辅,先后执政十年。
51改革措施(一)整顿吏治考成法:命六部都察院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酌量事务轻重缓急、路程远近,皆定立限期,责令下属机构按时完成,逐一注销。公事册一式三份:留部存底;送六科备注;送内阁查考。以部、院督下属及地方,六科督部、院,内阁督六科,事事责实,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六科:洪武六年(1373)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设有给事中一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察六部事务。
52(二)整饬边防1、外示羁縻,改善同蒙古的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设立茶马互市。2、内修防务。起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又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使黄河不再入淮,减少了水灾,保障了农业生产,弃地得以变为良田。
53(四)赋税改革1、清丈田地在全国清丈田地,凡各府、州、县的勋戚庄田、民田、屯田、职田等等,一律重新丈量。清查出了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田地,有利于抑制地主逃税现象,改变赋税不均状况。清丈前:5182155.01顷,后增加1828542.73顷,增加了35.28%。
542、一条鞭法1)称名鞭,或作“编”,“边”,也有省略“一”字,称“条鞭”、“条编”、“条边”,“一条法”、“总编”、“类编”、“明编”等等。梁方仲:《一条鞭法的名称》2)时间一条鞭法始施行于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转趋积极,在万历二十年(1541)以前已经全国通行了。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90页
553)主要内容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破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额办:规定承办;存留:地方政府所征税粮中,留下供本地开支的部分;供亿:按需要而供给。
564)意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征银,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发展,是税收制度史上一大革命。嘉靖十年(1531年)时就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在局部地区推行。到了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一条鞭法就在全国普遍实行了。
57《张太岳文集》卷29《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皆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张太岳文集》卷29《答楚按院向明台》:一条鞭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明史·张居正传》: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58附:倭寇问题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太祖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嘉靖年间,倭患空前严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
59关于倭寇的成分,概括起来主要以下几说。(1)日本海盗集团。认为“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2)主体是日本海盗。认为明代的倭寇情况复杂,既有日本无业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与破产农民参与其内,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还是日本海盗。《俩教师夜砸倭寇王直墓》http://news.sina.com.cn/c/2005-02-03/06025029672s.shtml
60(3)主体是中国人。认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盗。而嘉靖以后,由于日本海盗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相勾结,以及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倭寇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倭(日本海盗)为数极少,且不居主导地位。从首领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大多数是“中国船只”。
61第三节 明代后期的政治一、争国本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神宗王恭妃生长子常洛,宠妃郑贵妃后生子常洵。朝臣请立长者均被免职。万历21年正月,神宗拟封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为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朝臣大哗,神宗被迫收回成命。29年10月,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前后达十五年。争国本的官僚多为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直至福王万历42年就藩洛阳,群情始安。
62二、明末三大案1、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张差的男子,持棍闯进慈庆宫欲谋害太子朱常洛。经审讯,指使张差行凶的人为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神宗怕进一步追查牵涉到郑贵妃,便力主“疯癫说”,下令处死张差,庞保、刘成毙于内廷,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史称“梃击案”。
632、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殁,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因身体羸弱,纵欲过度患病。郑贵妃指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光宗服后,泻竟不止。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性热),光宗即死去。东林党人疑其有诈,要求严查,内阁首辅则予以压制。
643、移宫案泰昌元年光宗死,长子朱由校(熹宗)当立。抚养他的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力阻年幼的朱由校与廷臣见面,企图把持朝政。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迫使李选侍迁出乾清宫,然后举行即位仪式。反东林党人认为此举操之过急,事涉“犯上”。此事成为派系斗争的题目。
65二、东林党与复社1、东林党: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集团。万历22年(1594)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好友高攀龙等人在城东的东林书院(宋杨时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得到部分士人的支持,被称为东林党。熹宗天启朝,魏忠贤专政,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被害。思宗崇祯帝即位,东林党人所受迫害始告停止。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初不在意政治,而在儒家经典。魏忠贤打击东林党。《明史》卷306《石三畏等传》:斃詔獄者十餘人下獄謫戍者数十人削奪者三百餘人他革職貶黜者不可勝計。
662、复社复社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集团。神宗后期,宦魏忠贤专权,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部分江南士大夫组织团体,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崇祯二年(1629),太仓人张溥和张采等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称为复社(取“兴复古学”义)。因以东林党的继承者自居,又称“小东林”。复社虽以“以文会友”为宗旨,实则政治色彩很浓。成员多时遍及七八省,达2000余人。南明福王弦光时曾受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打击。清军南下,复社人物吴应箕、陈子龙等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九年(1652)复社被清政府取缔。
67四、魏忠贤与逆案原名李进忠,河间府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万历时入宫。泰昌元年(1620)熹宗即位,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后又兼东厂。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政治日益腐败。天启五年(1625)兴大狱,迫害东林党人。天启后期,势焰极盛,从内阁至六部四方督抚,均有有私党。崇祯即位,发配凤阳,途中自杀。崇祯又穷查其党羽,定为逆案。地方官员为其建生祠,称其为厂臣、九千岁、九千九百岁。朝官投靠其门下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68《明夷待访录·奄宦上》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票拟:明清内阁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先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附本进呈皇帝裁决,称为“票拟”。
69孟森《明史讲义·明史体例》:宦官无代不能为患,而以明代为极甚。历代宦官与士大夫为对立,士大夫决不与宦官为缘。明代则士大夫大有作为者,亦往往有宦官为之助,而始有自见。……欲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阉为内主,不能有济。……贤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阉是附,盖势所必至矣。(中华书局,2006年,6-7页)明中叶以后,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奄人之赞否。(同上书,《天启朝之奄祸》,325页)
70第四节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世界各地人口增长表(百万)地区112131415161718欧洲426275456989115188亚洲168203216224254292402612印度485150465468100157中国608999112125140205345日本48111416202728美洲1323283041151029世界275348384373446486617919德国: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社,2008,159页。
71中国及欧洲人均GDP水平(1990年美元)196013001700中国450450600600欧洲550422576924欧洲不包括土耳其和俄罗斯等苏联国家。英国: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9页。
72中国农业的重要指标人口(百万)粮食总产(千顿)植种(百万公顷)粮食单产粮食全部作物千克公顷722052019.824.710381233505532.040.010962607410048.060.0154438110858559.073.7184056916213986.3107.91879英国: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7页。
73《明实录》载:人口7000余万。学者以为超1亿(也有以为1.5亿)耕地面积:8亿亩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农业1)粮食产量。(1)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
74(2)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A、玉米的原产地是美洲,十六世纪传入我国。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达十余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玉米,在我国文献中,称玉黍、包谷、陆谷、玉高梁、御米、西蕃麦、御麦或畲粟在16世纪中叶前后,云南西部的巩县、福建泉州,及浙江的杭州,都有关于玉蜀黍的纪录。可见它也和番薯一样,一方面经由印度、缅甸的陆路而传入中国西南部,他方面由海道传至东南沿海地区。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185-186页,中华书局,2011年。
75B、番薯(又称红薯、甘薯、地瓜、藷)的原产地也是美洲,万历年间,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浙江。番薯产量很高,亩产数千斤,传布很快。马铃薯(原产秘鲁,一说智利)也传入中国。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都可种植,缓解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
76周亮工《闽小记》记载云:万历年中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渡闽海而南,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润泽可食,或煮,或磨为粉------夷人虽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其初入闽时,借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
77万历《铜仁府志》卷三《物产》:薯蓣。明末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麦)、牟(大麦)、黍、稷居什三。稻米在当日中国人民消费的粮食中要占到百分之七十。番薯与玉蜀黍并没有提及。在较早的期间,李时珍也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本草纲目》卷23)可见就当日全国粮食的生产与消费来说,番薯与玉蜀黍所占的地位并不怎样重要。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二),186页。
782)农业经济作物(1)棉花的种植遍布天下。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为著名的产棉区。(2)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至明朝末年,北方多种植烟草。(3)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4)桑树、甘蔗以及蓝靛(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
79(二)手工业1、冶铁技术有突出的进步。炼铁不仅普遍用煤,且使用焦炭。鼓风已用装有活塞、活门的木风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工具。炼铁炉的容量增大。河北遵化的大铁炉,高一丈三尺,每炉可容矿砂二千多斤。2、棉纺织业成为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浙江嘉善县的纺纱织布也很有名,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嘉善县治所)纱”之谣。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 也大有改进。纺车有四个锭子,江西乐安的纺车甚至还有五个锭子。
803、丝织业的发展。苏、杭二府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区,山西潞安府的丝织业也闻名全国。织机有腰机和提花机。4、制瓷业。景德镇的制瓷业,技术多有革新。用吹釉法代替蘸釉法,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彩色瓷器也发展了,明初已有精美的青花瓷,这时又有斗彩、五彩等新产品,为清代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815、印刷业也有进步,已经应用铜活字印书了。套印和饾版、拱花技巧的发展,可以印出精美的图案。饾版是分色分板的套印法,因其形似“饾饤”而得名,饾饤是一种五色小饼,作成花卉禽兽珍宝的形状,盛于盒中。饾版的制法,是把整块印刷版面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分版面的小块,这些分版面是依据画稿的彩色画面。其推砌拼凑,有如饾饤,故称饾版。拱花是一种不着墨的印刷方法,以凸出或凹下的线条来表现花纹,类似现代的凹凸印、浮雕印。
82(三)商品经济的发展1、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化粮食、棉花、生丝、食盐、烟草、绸缎、棉布、瓷器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2、工商业城市的繁荣(1)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北京与南京,人口皆在百万以上。除两京外,商业大城市达三十余处,散布在长江两岸、运河两岸、东南沿海及其他地区。
83(2)手工业发达的城市棉织业中心:上海(松江)宋只是华亭县的一市镇,元“甿廛贾肆,鳞次栉比”(嘉靖《上海县志》卷八),升为县,明称“小苏州”。褚华《木棉谱民》:秦晋布商,皆主于(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叶梦珠《阅世编》卷七(收布者资金):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8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十第八章: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达近三十多万人。……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据说此地的工人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的其他省份。
85丝织业中心:苏、杭二州嘉靖《吴邑志》:绫、锦、纻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吴县、长州),而东城(长州地)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之大资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
86染业中心:芜湖(冶铜也远近闻名)造纸业的中心:铅山(今属江西)瓷都:景德镇(数十万人)冶铁中心:山西的平阳、河北的遵化、广东的佛山。其他的商业城市还有天津、临清、通州、武昌、成都、广州等。有名的工商业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尤其是运河、长江沿岸。北方的工商业城市比较少,南方则占了绝大多数。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南北不平衡的。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873、商业资本活跃商人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江西)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徽商:无徽不成镇。嘉靖倭患著名首领:许栋、王直、徐海。
884、以银为货币,代替(铜)钱、钞(纸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朝野上下普遍用银。民间大小交易均用银。明政府的田赋、徭役,工商业税、海关税乃至官吏俸禄、国库开支,也大都以银折价,以银计算。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禁止流通。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需要。明中期,被迫改用白银。
89二、资本主义萌芽(一)概念: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但很微弱,只是在封建社会内部稀疏地存在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某些地方某些手工业中出现。可参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年
90(二)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1、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67页)2、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前提。(同上,第三卷,365页)3、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作为资本生产关系的标志,必须是受雇佣具有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又必须是受雇于资本,并且在同一资本下雇有一定的数量。(《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许涤新、吴承明主编,18页)4、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但不能过分强调。景德镇陶瓷,分工细,互为加工、协作,规模不大。组织完备斩工场手工业,是四川的井盐业。(同上,24-28)
91(1)苏、杭,特别是在苏州的丝织业中,已有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出现,专以机织为生,并且存在着机户雇佣机工从事生产的情况。(2)在松江棉布袜制造业中,存在着包买商形式的资本主义经营。店主将料分发给当地“男妇”,令其为之生产暑袜,然后从店中领取报酬。诸“男妇”变成在自己家中替店主生产的雇佣工人。
92(3)浙江嘉兴县石门镇的榨油业,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记载。该镇有油坊二十家,共有雇工八百余人,平均每家四十余人,对雇工按日计工资。(4)广东韶州、惠州等处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也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
93(5)从从事经商活动的主体看,不只是普通人在经商,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在做生意。例:正德皇帝(武宗)开皇店。嘉靖贵族郭勋于北京有许多店铺。徐阶作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个别的零散的现象,有其严重局限性。1)有实力的商人集团,同时又带有地主、高利货者的身份,并未真正大规模地投入生产。
942)国家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以重税。3)闭关锁国,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尽管如此,封建社会内部毕竟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处在封建制社会的末期了。
954编《孟子节文》《孟子》是我古著名儒家经典。因其里有如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视臣如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不尊重君权的言论,而为朱元璋不满,他下令将《孟子》书中象这样的言语进行删除,编成《孟子节文》以代替《孟子》作为学校教材和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