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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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颢瀚，又名张曾芳，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基础》、《韩国文化模式与现代化》等，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工作之余毕十年精力主持编纂完成《古诗词赋观止》一书。　　　记者：中央确定了下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区域差距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区域差距是否具有必然性呢？　　张颢翰（以下简称张）：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决定的。各个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交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产业基础等差异，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基础和条件，由此必然形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既然区域间不平衡是一种必然现象，那么我国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否会长期存在？今后发展的差距是否会不断扩大？　　　张：首先，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表现。近现代各国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过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两个区域，不平衡发展一般会有扩大趋势。但是这里的扩大是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相对差距扩大，不是绝对差距扩大。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

1展基本属于这种情况。处在加速发展与稳定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两者的差距可能逐步缩小，西方发达国家多经过了这一阶段，我国尚未进入这一阶段。其次应看到不同体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差距的不同影响。在单一市场机制下，由于市场以效益为导向，落后地区的投资效益相对较低，单纯的市场调节必然加剧不平衡。在单纯的计划体制下，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一味追求平均，一平二调，可以解决不平衡问题，但其结果是抑制了双方的共同发展。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效益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使不同地区能够在不平衡中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记者：在不平衡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具体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能否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　　　张：区域的发展从地域结构上看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发展问题，作为西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应当注重加强城市的中心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一个大的区域中的增长极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推动作用。其次应当从不同层次区域中心功能的角度加强县城与乡镇的建设，加速中西部县、镇的发展，使大、中城市依托小城镇对四周形成梯度辐射传导。就中西部的差距来看，主要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城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记者：有人提出乡镇企业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现在进行的企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将成为历史，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2　　　张：我以为，在我国发展总体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个与中国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农村这“两化”需要长期的巨大的投资，依靠城市积累投资似不可能，只能主要依靠农村自己。由于产业投资效益的差别，要在我国多数农村推进“两化”的实现，就不能忽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对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内在关联和长期支持，是城市经济无法取代的。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并注重体制上的不断更新与技术上的创新，是一个与农村现代化并行的过程，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乡镇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记者：在区域共同发展中，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能，政府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各级政府有不同职能，中央政府在制定全国宏观战略和政策时，应当对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放开搞活，以增强发展能力，并以此作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经济基础。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应在基础建设与发展教育等方面重点支持，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倾斜，重在提高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苛求缩小差别。对于中西部地方政府来说，我以为应当在发动、助动、制动和主动上下功夫。发动就是制定好本地区发展规划，注重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引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助动就是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战略政策的实施中积极推进；制动就是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现象要及时

3制止和控制；主动就是在推进本地区发展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走在群众前面。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推进后进地区发展；云南省实施全省农业科技电脑专家系统，推进农业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显著效益。在后进地区发展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掘两种资源潜力，发挥两种资源效益。　　　记者：何谓“两种资源”？　　　张：从广义上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可以作为资源看待和利用，这些资源有自然性资源，有社会性资源；有有形资源，也有无形资源。前者可以包括土地、矿产和劳动力等，后者可以包括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政策等。如何充分发掘这两种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后进地区注意到了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性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还不够；科技、文化、观念、体制和政策这些无形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更加长久地发挥作用，目前尚未从资源角度引起重视。后进地区的文化观念一般较落后，需要开发，需要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体制的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大有开发潜力；中央给予后进地区许多政策，是无成本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这些政策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具体政策，变为无成本的“再生资源”，可以大力挖掘利用。两种资源都有极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程中，关键

4是要解放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制度创新，注意发挥优势与特色，不断开拓、开放。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现象。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这些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 　　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

5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报酬递增是发达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也可以称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学”。因此，报酬递增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之一。　　造成报酬递增的原因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解释。人们观察到，在产出的增长中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释，经济学家把这个部分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一个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强。全要素生产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应当是制度的创新。报酬递增规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创新导致报酬递增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第三，报酬递增规律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而是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制度环境可以看作是固定要素，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为流动要素。在区域经济竞争中，流动要素必然流向市场环境好、收益高、制度成本低的地区，从而产生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要素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从未停止过。制度环境的差异越大，这种流动就越强。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就是以其制度优势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取顶极人才，以保证其国力不衰。在我国，这种不对称的生产要素流动，使流出地为流入地负担成本，在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同步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内陆地区利益的流失，形成了地区间的“马太效应”。 　　按照传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目前尚未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和不平衡增长论中的“涓滴效应”，梯度推移理论中的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目前也未自然发生。在市场制度下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生产要素的“回流效应”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临界点未到来；二是通过制度和技术的联合创新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使报酬递增得以持续。因此，目前依靠市场机制无力改变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全面协调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第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我国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一致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市场经济模型，并赋予其优惠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探索和试错权利。同级行政区的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内陆地区。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国家的各种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国家重大投融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均，这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起点。当先开放地区完成制度转型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与内地发展竞争中更处于优势地位。为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也将极力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并对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这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之一。 

6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非均衡发展实现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是一种规律。因此，从非均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从五大湖向南部和西部的梯度转移经历了几百年；巴西于1960年向内陆迁都至今未能改变严重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俄罗斯开发东部更是举步维艰。我国的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市场条件下，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经济距离一旦拉开，将会得到强化，难以逆转。因为市场的理性选择是嫌贫爱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利益最大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寻求通过政治途径对既得利益进行制度性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阻力。作为平衡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政府，一方面要逆市场方向而做，加大对内地的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作为对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应当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下，解决路径依赖问题，重点是解决内地的“体制锁定”。由于制度与技术以及利益分配的超稳定均衡，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诺斯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破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也就是说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应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由外界强行植入一个新的制度和技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演变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这两方面工作，前者可喻为输血，后者可喻为造血，二者应同时进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选择吴文丰我国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区域政策经过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在参考诸多材料的基础下，将这一转变进行简单梳理，且提出新时期新的发展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并论证其合理性。一、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建国之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是围绕中、西部开发展开。既有其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有其社会主义公平因素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正确认识的影响。产生的结果是：对于开发中西部资源、支援东部地区经济建设和增强全国的经济实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效果并不佳，牺牲东部和全国的整体利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既没有让中西部脱贫，而且限制了东部的发展，浪费了东部的地理人才优势，且对于中西部的投资规划不合理，“山、洞、散”等布局模式，遗留问题颇多。40多年的均衡发展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急于寻求新的发展战略，此时也有大量国外先进的经济发展理论传入国内，其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的区域成长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区域差距

7会扩大，倾向于不均衡成长，随后区域将不均衡程度会趋于稳定，当发展成熟之后，区域成长会逐渐缩小，倾向于均衡成长，在这其中极化、扩散效应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理论。从国际角度来说，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采用了这一发展战略。举例来说，美国在其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是发展东北部五大湖地区，然后向中西部、西海岸、南海岸、墨西哥湾转移；日本也是先发展那沿海，然后向腹地推进。鉴于此，我国开始正式采取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重点突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是投资倾斜。向东部沿海的投资比例逐年提高；二是改革开放梯度倾斜。实行先开放沿海，逐步内陆的开放格局；三是政策倾斜。优先发展沿海，实行经济特区等优惠政策。出现的结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东部被解放，优势被释放，资源被利用，资金被引进，政策被使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问题和反思非均衡发展战略产生的成果是巨大，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太详谈。但是三十年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失误：一是区际经济差距全面拉大。西部地区在各指标上全面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改革30年中，西部地区的GDP增速慢于东部地区。人均GDP方面，西部地区人均GDP在1952年为全国平均值的69.5％，在1978年下降为约68％，到1998年则进一步下降为57.9％；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在在1990～1998年间又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由22.81％下降为18.99％)；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1998年间也明显下降(由29.09％下降为24.09％)。这些比较表明，改革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在改革进入中期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二是地区经济倾斜与产业结构倾斜不协调。产业结构上，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相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偏高，而且市场化水平低，技术比较落后，广种薄收的传统生产方式仍比较普遍；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近7个和8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资源型与军工型的企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能力弱，轻工业落后尤其明显，对人民生活改善作用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最接近，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因为评价产业结构先进与否的标准除了产值指标，还应看其产业内部构成的现代化程度，西部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商品流通业与旅游业，信息、金融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则全面落后，而且由于改革滞后等原因，人员素质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

8求有较大差距。三是区域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碰撞日益加剧。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个诱因：一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价格体系不合理，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价格偏低，剪刀差严重，造成中西部资源利润流向东部，东部获得了“双重利润”。二是政策上的攀比。东部认为优惠政策促进经济更快发展是必需的，中西部也需要“雪中送炭”，都要求政策上、资金上更多倾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三、新战略选择：非均衡协调战略上的改变必须考虑成熟，而且事关重大，马虎不得。而中国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那战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改变战略成了必须之举。要到共同繁荣、社会和谐的目标，必须认真思考下一步应该采取哪种发展战略。当期，固有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均衡发展战略。即均衡分布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战略的要求比较高，必须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和发展水平方可采用。否则，分散财力、人力、物力，发展效果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二是非均衡-均衡发展战略。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采取的战略，先非均衡，在均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突出的问题是倾斜的尺度过大，东部与总西部差距拉大，西部的生产能力不强，人才外流，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和落后，成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瓶颈，因此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势在必行。当前学术界最为推崇的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主要内容是：第一，经济的发展要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而不能平均用力，非均衡系统中需要存在支配性力量和增长极，不同时期要选择不同的重点地区。第二，我国的特殊国情与国外有所差异，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较差、发展落后，需要在东部发展的带动下，实现中西部和沿海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摘要]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如何实现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地区——粤、苏、浙三省根据各自要素分布的特点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人力资源与外资密集型的工业园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模式。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东北部、中部、西部等各经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与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根据

9自身要素分布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建立起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　　　在实行区域经济差别式发展二十余年来，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林毅夫、王绍光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呢?本文以此为思路，首先对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其他地区的有效借鉴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1990—2004)。采用C-D生产函数将三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均对数形式表示为：　　　　在式(1)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是分析的难点。本文采用对各类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测算，相应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确定的方法来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定义：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相关变量具有单期滞后效应，即变量T期值依赖于T－1期值的情况。那么式(1)可表示为：　　　　　　二、经济发展典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分析　　　　运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典型的粤、苏、浙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通过三要素模型的长期协整方程，考察各解释变量的长期贡献度水平；通过误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释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水平。经单位根检验表明，三省相关变量数据均为，(1)变量。首先，考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广东省。其协整方程式与误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长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每增长1％，将各自带来人均工业产出增长0．28、0．35、0．37个百分点。在该省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高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敏感度。而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0和0．16，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056。　　其次，我们考察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其协整方程式与相应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协整关系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角度来看，江苏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等三要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38、0．39和0．23。同时，其技术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40和0．08。　　最后，对浙江省进行考察。考虑到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主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进步率较低，我们把技术变量中的时间趋势降为较低值：设定5年为一变动水平。运用OLS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10　　该模型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42、0．29和0．29。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3和0．44，表明该省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度相对都较大。　　以上结果有两个特点：一是各要素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较大的差异；二是每个区域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往往成反向变动的趋势。何以解释?本文认为这正是体现了各省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水平在三省的横向比较出发来考察这个问题。图1、2、3分别为对数形式的三省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在样本期内变化情况。　　先分析三省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贡献度趋异问题。各要素贡献度分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相对较小；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却相对较大。　　在物质资本贡献度方面：广东为0．29；江苏为0．38；浙江为0．42。从图1、3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广东省与苏、浙两省的人均产出水平相差并不大，但其物质资本存量却远高于后两者。因此，广东经济依赖于一种相对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以物质资本和技术为发展主导的外资和国有工业企业数占总量的54．10％，其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占总量的比率更是分别高达77．76％和83．81％。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广东物质资本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而苏、浙相对较大的现实状况了。　　再考虑人力资本的状况。图2中，对三省人力资本的排序水平是：浙江最低，广东居中，江苏最高。根据人力资本贡献度分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协整方程中人力资本贡献度的拟合值是合理的，即浙江为29％，广东居中为35％，江苏则高达39％。我们再通过三省的实际教育发展水平加以考察。根据相关数据，江苏省劳动力中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广东和浙江分别低5％和9％，而其拥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浙江高2．8％、比广东高1％，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江苏、广东在样本前期有较大优势，但后期三省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　　其次，我们认为各地区短期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的长期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反向变动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各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发展趋势。先分析浙江省的情况，其物质资本的存量在样本初期与广东、江苏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的发展则与其他两省逐渐趋同(图1)，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尽管较低，但样本期内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显著的(图2)，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88个点，远高于江苏和广东的0．88和1．71的水平。这说明，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中，浙江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正在日益加速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文中式(9)的各要素对式(10)的反向修正也表明，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正从劳动密集方式向以资本、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方向发展。　　就江苏的情况而言：物质资本的绝对增长量是最为显著的(图1)，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91个点；人力资本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低水平(0．88个点)。这实际上体现了江苏经济工业园模式的典型特征。在近十几年中，江苏一直以引进港、台、日等外资为主，结合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使其较快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日益体现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趋势。　　广东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另一种模式。从上图1-3可以看出，就生产要素的作用而言，广东经济发展已逐渐不具有特别优势。实际上，广东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式(5)、(6)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中技术变化的贡献度都是相当的明显，远高于其他两省的水平。从近期广东实际经济发展来看，其工业企业的数量实际上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后，向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11　　以上分析，使我们较好的实证了传统生产要素对三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差异及相关的现象解析，得出了三要素增长模型下地区发展工业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应当从地区实际条件出发，特别是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并建立相应的特色工业经济发展模型。　　　　三、经济增长典型模式的特征与其他地区的相应借鉴方式　　　　东部三省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关键在于有效利用自身的优势：既指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制度变革因素；既考虑经济发展初期的优势状态，更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模式的特点：在对外开放的特殊条件下，高度外向化的广东经济运用其出口导向型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充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当前，广东经济逐渐从初期依赖资本的状态向以技术和研发为重点的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江苏模式的特点：采用新加坡式的工业园经济，形成了以县域为特点的苏南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能够带来较小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引进外资等因素的结合，且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因而后继发展相对比较乏力。　　浙江模式的特点：在初始发展阶段，考虑到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状况，大力发展对资本要求比较低或者说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的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民营加工企业。当前，浙江经济逐渐向以资本、高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企业方向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在通过吸引外资和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更需要根据自身的要素分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来借鉴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的发展模式，从而来确立自身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东北部四省区，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而且作为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各种矿产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比较完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短期赶超战略而言，借鉴广东模式，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应当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在目前国家已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情况下，实践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对原有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重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它们恢复活力，并引导它们走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化道路。　　对中部地区的各省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他们的主要优势，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人均水平都相对偏低。因此，我们认为中部发展的重点应当摆放在浙江模式的中小型民营工业经济方面。因为中小型民营经济体主要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要求比较低，这样有效的利用自身优势，同时规避了比较薄弱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改变了原来的国有经济主导发展模式，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对西部各省区而言，把二元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城乡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短期内实施经济增长赶超战略的关键。目前，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已逐渐显现。因此，在发展工业经济中，一方面，学习浙江模式，发展各具特色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充分开展该地区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边境贸易，使自身的区位优势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国有工矿企业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来提高经济效益。本篇文章来源于「学习啦」www.xuexi.la原文链接地址：

12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表面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中的问题造成的，但从我国内部看，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影响我们应对危机、解除困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中，沿海地区依靠扩大开放，依赖国外市场，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但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略自身产业结构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改造步伐，使得东部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结构的末端，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成本越来越搞；另一方面，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但由于地区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良好的互动发展格局没有形成，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加工型的产业不能合理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区域差距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有所减缓，但区域间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态势。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倍、中部地区的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倍和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59.27%、23.36%和17.37%，东部地区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　　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距虽然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也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倍，是中部地区的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倍和倍。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大于城镇，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要扩大。因为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品的消费，比如用电、公交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　　二是特殊类型区域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我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容易脱贫的地区基本脱贫，继续扶贫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生产方式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解决温饱难度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喝水难、看电视难、听广播难。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平，还可能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13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压力大。近年来，我国三分之二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四分之一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由于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伴随着资源型产业萎缩和经济增速下滑，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贫困率高和贫困人口的聚集，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出现。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突出。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原因及人为的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增加了这类地区发展的难度。这类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需要更加关注缩小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是区域无序开发问题突出。由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我国一些地区不顾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盲目发展加工业，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不合理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突出，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步伐。表现在：　　其一，在不具有优势的地区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如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发展高耗水产业，在能源短缺地区发展高耗能产业，在环境容量已经不足的地区继续发展高污染产业。华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期的地区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但由于在该地区大规模发展高耗水的钢铁、氧化铝、水泥、铁合金等重工业项目，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大范围的地下漏斗，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沉降。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十分紧张，但一些地区不顾其制约，仍大量引进高耗能产业，只好从远距离调运能源资源。近年来又出现了在沿海地区集中布局石油化工产业的趋势，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　　其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以钢铁工业为例，2007年我国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6%，但布局分散、集中度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此外，在汽车、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　　其三，区域合理分工格局尚未形成。由于长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使得东部沿海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视产业升级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单纯依靠廉价的劳动和土地要素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其弊端凸显，而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矿产、土地资源，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资源价格不合理等因素也难以发挥作用。面对金融危机，适时加快各地区结构调整步伐，有利于加快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　　四是协调区域间关系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固然有自然、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协调体制与机制的不健全。表现在：　　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具有使要素价格和要素收益均等化的作用，当发达地区的水、土地、劳动、能源、环境及其他资源价格上涨、收益下降时，资金必然流向这些要素价格较低的欠发达地区，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要素价格还没有充分反映其稀缺程度，特别是多数发达地区对土地费用等要素价格进行补贴，在一定

14程度上阻碍了资金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由于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不能充分地在地区间自由流动，难以形成区域间合理的竞争关系，发达地区利用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但没有付出应有的社保、教育等成本。资源价格偏低，既造成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又误导一些地区盲目发展高耗能、资源性产品。　　财税体制仍需完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清，基层政府财力薄弱，造成欠发达地区政府难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经济基础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但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不能满足和适应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要求。2006年我国中央对地方发挥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全部转移支付总额的11.3%。　　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尚不健全。实施区域管理和区域规划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各类规划之间如区域规划、行业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缺乏法律支撑下的协调机制，因此造成“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区域规划的内容在实际管理中无法落到实处。区域管理体制不健全，政出多门，机构职能交叉重叠，资金多头分散，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渠道。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加强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包括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建立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以及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等。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对策李晓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摘要：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文章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现状，探析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对策建议

15一、我国区域发展现状长期以来，由于区域原因和国家在东、中、西部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具体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教育水平和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进行。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统计，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4万元，按目前汇率折算接近I800美元。不过，不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差距较大．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2．37万元，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124%、155%和49%。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省份为上海，达到了51429元人民币(约6600美元)，已达到中上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5340美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206元人民币(约670美元)，仍处于世界上低收人国家水平(人均GDP450美元)，还不到中下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约1480美元)的一半。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近10倍。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从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素质产生巨大差距。特别是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整体上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从2003年的统计情况看，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数为114500人，其中东部为41490人，占36．2％，中部地区为31135人，占27．2％，西

16部地区为41876人，占36．6％。而大专以上的人口中，东部地区为72999人，占46．2％，中部地区为61796人，占39．1％，西部为23195人，占14．7％，东部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差距巨大。从东中西部人才的学历结构来看，东中西部也有很大的差异，西部地区高学历人才的比重低于全国和东部的平均水平，而中等以下学历人才的比重高于全国及东部地区。再从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来看，2003年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是29358218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53．6％；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为13496729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24．6％，是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人额的45．9％；而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为11945330元，只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21．8％，是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的40．7％。因此，从总体上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相差较大，与人力资本投入有密切的关系。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区的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根本。我国东中西部的科技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也有显著的区别。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R&D经费支出方面看，2003年，东部地区R&D投入是1094．7亿元，是西部地区223亿元的7倍还多，是中部地区244．8亿元的近7倍。从2003年各地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情况来看，全国2003年各地区专利申请量为231292项，其中东部地区为171874项，占

1774．3％；中部地区为34042项，占14．7％；西部地区25376项，占11．0％。由此可见，2003年申请的专利绝大部分在东部地区，说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来看，2003年底，我国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8993619人，其中东部优7667168人，占40.4%，中部有6164362人，占32.5%，西部5162089人，占27．1％。无论是从相对人员数量上还是绝对人员数量上来说，中西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都低于东部地区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数。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东部地区面临海洋，地势平缓，有良好的农业生成条件，水产品、石油、铁矿、盐等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中部地区位于内陆，北有高原，南有丘陵，众多平原分布其中，属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占有全国80％的煤炭储存量，重工业基础较好，地理上承东启西。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势较高，地形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西部地区开发历史较晚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等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地质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西部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既不利于人类居住，也不利于农业生产，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18首先，国家在制度创新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制度创新的试点都安排在东部。中央设置经济特区是根据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国情考虑的。我国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中央在东部先设置经济特区，授予这些特区制度创新的试点权，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完成。借助制度创新，东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向了经济腾飞。其次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倾向。1980年到1984年，国家批准广东、厦门经济沿海14个东部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区充分发挥和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区域优势，我国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资金、投资等方面实行倾斜性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间梯度推进策略，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和轻加工工业为指向。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在中西部建设了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但大多数属增值程度差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产品扩散能力较弱。与当地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不利于对农村乡镇企业形成可靠的发展依托，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相反，市

19场化区域梯度推进战略使东部地区市场迅速发展使该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东部地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发展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束缚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4．“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公平补偿西部的一些重大开发项目，受益最大的地方不是投资所在地，边际收益呈由弱渐强向远方聚集。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等，被专家们喻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然而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这种区域分工带来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牺牲代际公平，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畸形，影响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资源价格的“溢出效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往往需要做出奉献或牺牲。在西部创造的一系列“溢出效益”里，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非公平因素加重了非均衡发展的程度。三、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确立的区域发展目标，但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近年来却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中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凹地”困境，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扩

20大的趋势。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因素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西部产业结构必须在国家相关产业结构政策指导下进行，政府必须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持。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当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化程度较低，这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性原因。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要改变目前的落后状态，必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束缚西部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尽快形成推进产业升级的有效动力机制。中西部尤其要学习东部在体制创新方面的经验，消除阻滞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信用意识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观念，为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时

21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仅仅依靠劳动、自然资源、资金等式很难实现的。因此，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必须伴随着人力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的投入，加大对中西部的职业教育投入和增加对西部人员资本的投入。当前，技术落后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西部地区大多属传统技术产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先进的技术改造大量地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换代。首先要加速中西部地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品创新和结构创新；其次，与东部地区联合，加快产业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的引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地动力支持；再次，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的科技培训，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目前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进行传统设施的建设，二是进行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等现代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地往西部投入各种资金。由于中

22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单靠企业自身投入难以得到较快发展，需要中央财力的支持，应该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实行投资倾斜。跨地区的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政府投资的重点。同时，还要加快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各国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中国当前情况来看，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宜侧重于横向平衡，保证各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以利于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促进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在今后的日子里国家应逐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国家对中西部转移支付补助的比重。不断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状况，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浙江省杭州湾跨海大桥，长达36公里，总投资约118亿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是在中国。　　云南省泸水县六库镇，当地村民只能通过滑索掠过怒江江面去对岸，在江上架一座桥仅需四五十万元，但对于贫困地区来讲十分不易。这也是在中国。　　重庆市解放碑商业区，高楼林立，商贸云集，夜幕下斑斓闪烁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人群折射出这里的繁荣与活力。这是在中国。　　而就在不到200公里外的重庆市武隆县大山深处一个贫困村，对这里的大多数村民来说，每月几元钱的电费已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仍然是在中国。 

23　　……　　也许要问，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它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总体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逐渐突出。由此带来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像一个个谜团一样，让人们充满了探究的热情。     　　● 发展不平衡问题为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促改革，就是为了让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创造了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　　——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近7%，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二，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197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17175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5153元，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正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　　——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日益繁荣，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24　　但我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比如，城乡发展差距较大。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有所缩小，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但后来又逐步拉大，2009年扩大到3.33∶1。从绝对差距来看，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242.6元，2009年达到12022元。　　比如，区域发展差距明显。30多年来，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从省际差别来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相差67789元。目前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高达94.1%。　　比如,除经济差距外，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也较大。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城市拥有约70％的卫生资源，而广大农村只拥有约30％的卫生资源，农村居民人均卫生费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　　再比如，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事业等发展相对滞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公平的问题比较突出；医疗服务供给总量相对不足，人民群众对看病难的反映仍比较强烈；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基本保障制度有待健全；等等。　　应该说，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不同层次，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 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何在？

25　　2009年12月下旬，一部名叫《国情备忘录》的电视纪录片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这部纪录片以广阔的视角、形象的手法对我国国情作了深入解读，也生动展现了我国发展不平衡状况，使人们对城乡、区域等方面的发展差距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发展不平衡，概括地说，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和谐的关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始终广泛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分析。那么，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一是自然原因。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迥异，决定了不同地区发展存在“先天性”差异。比如，东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气候宜人，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占据先天发展优势；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气候干燥，生态恶化，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贸易往来受到限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多。　　　　观点声音　　中国不仅需要蓬勃发展的朝气，也需要协调发展的合力。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各地区条件差异显著，发展极不平衡，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不仅是一个紧迫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26　　“两个大局”的战略，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没有“第一个大局”，就没有中国经济今日的辉煌；没有“第二个大局”，就没有经济持续发展、民族团结和谐的中国。　　城乡“齐步走”，全国“一盘棋”。　　　　二是历史原因。数千年来我国就一直存在发展差距，国家的经济重心处在不断变迁中。中原地区很长时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以后特别是北宋以后，经济中心逐步向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转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主要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虽然国家在“一五”计划、“三线”建设时期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扶持，但总体不平衡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在拉大。　　三是政策原因。我国发展不平衡的一些问题，也与一定时期内实施的具体政策有关。比如，改革开放后，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采取积极促进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率先开放的政策，在投资、财税和金融等方面对东部地区进行倾斜。这些政策给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但客观上也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　　四是体制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有体制的因素。比如，计划经济时代不尽合理的价格体制对城乡、区域差距扩大有明显影响，国家为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长期维持了能源原材料产品和农产品的低价格，使中西部和农村发展受到抑制。又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观念、资金和管理等的差异，市场竞争会造成不同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从而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也会扩大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不同主体间的差距。

27　　　　网友提问　　网友：如何认识目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答：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大体现，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但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在我国这样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只有通过先富带后富，才能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不能因为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就否认共同富裕的目标；但也不能任由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发展，否则最终也会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涉及面广，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结果。     　　●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发展不平衡问题？ 　　现代管理学中有个“木桶原理”，讲的是木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而不是取决于最长的木板。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不仅要看较高发展水平的部分，而且要看较低发展水平的部分。如果不注重不同地区不同方面的相互协调，就会制约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螺旋式前进的过程，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经济社会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有利于保持竞争的压力与活力，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但不平衡问题如果长期持续，也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危害。

28　　从经济角度看，会使国民经济难以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城乡差距长期过大，会导致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制约社会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影响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地区差距长期过大，容易加剧地方利益竞争，出现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等情况，区域间的经济摩擦和利益冲突会增多，直接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进而降低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而且在过大的发展差距下，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的资源、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会不断流入东部地区和城市。这将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不利于它们形成自我发展能力，从而阻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从社会层面看，容易使整个社会产生心理鸿沟，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发展差距过大，会导致沟通理解障碍，滋生冷漠、不满、对立、仇视情绪，加剧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仇富心理滋长、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与发展差距过大有很大关系。　　发展不平衡问题若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些国家历史经验表明，当发展不平衡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纠结在一起时，往往成为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诱发因素。　　能否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挑战。发展不平衡，说到底就是发展不科学的表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本要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现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深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

29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既切中了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要害，又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根本思想武器。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才能逐步推进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如何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大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2007年与重庆一道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成都开始了一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变革。3年来，成都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城乡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城乡一体化取得积极进展。　　蓉城大地的探索实践，可以说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连续7年下发“一号文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迈出新步伐。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任务还很重。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着力在推进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上取得突破， 推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共进的良好局面。　　——以加强“三农”为根本立足点。“好风凭借力，惠农正当时。”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有条件拿出更多财力来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因此，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制定重大决策时，必须优先向“三农”倾斜。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饮水、公路、沼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按照

3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统筹推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知识点　　新世纪以来的七个中央“一号文件”　　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年：《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8年：《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9年：《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2010年：《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为重要着力点。加快建立有利于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激励机制，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2010年中央财政将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比2009年增加930亿元，地方各级财政也相应增加了投入。积极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

31策工具，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动员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各方面人才下乡进村，直接为“三农”服务。　　——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为战略着眼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犹如“车之两轮”，只有双轮驱动，才能协调推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继续采取积极措施，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让有条件的进城农民有序变为市民，逐步融入城市社会。　　——以城乡改革联动为关键切入点。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深入推进城乡配套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农地经营、集体林权、农村金融、农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挖掘农业自身潜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另一方面， 要建立健全促进城乡互通、开放、融合的体制机制，在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公共服务方面推进现有制度的城乡接轨、城乡融合。    　　● 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201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提出今后10年的目标任务和要着力做好的重点工作。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周年之际，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全方位部署，不仅有利于推动西部地区的新一轮发展，也将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0年前，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和国家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大决策，后来根据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又先后实施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近年来，又出台了一系列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在这些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有力推动下，

3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8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全面超过东部。2009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分别增长10.7%、11.7%、13.4%和12.5%，西部地区增速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中部和东北地区增速继续快于东部。目前，中国经济四大板块逐渐成型，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当然也应看到，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必须立足长远、合理规划，进一步加大统筹区域发展的力度，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逐步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一是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强化支持，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健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知识点　　2009年以来国家出台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　　——区域规划　　1.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33　　3.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4.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5.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 　　6.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 　　7.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 　　8.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 　　——区域政策文件　　2.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 　　3.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 　　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34　　7.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二是积极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细化国土开发格局的空间尺度，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制度，加大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和落实相关规划和政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快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三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今年中央将陆续投入330亿元，大力支持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完善欠发达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多渠道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落后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鼓励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互惠互利机制，调动各方面参与扶贫的积极性。　　四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且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完善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今年中央拟安排均衡性转移支付4168亿元，比上年增加250亿元。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建立健全考核体系，推动中西部地区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5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让所有地区、全体人民都共同富裕起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亿万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个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的中国，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环境的区域不平衡现象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各大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的难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最富省份——浙江（从1995年到2008年，浙江省的人均GDP一直位列各省区之首）和最穷省份——贵州之间的收入差异。1995年，浙江省人均GDP是贵州省的4.46倍，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扩大到了5.64倍。而我们知道在美国和日本，这个数字都是不到2倍，由此可见我国区域差距之大。事实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各大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类似的难题。20世纪初美国一直面临南北经济差距问题，直到1938年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仍把把南方发展滞后认为是“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而即使是较小的经济体如韩国，在其快速发展的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区域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被认为是当时韩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其他饱受区域不平衡发展之苦的国家还包括意大利、法国等等。那么这些大国的区域差距问题后来都如何演变呢？根据一些国际比较研究可以知道，不少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区域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先变大，然后在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时期缩小的历史进程。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一般也越出色。而在我国，目前也似乎看到了区域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些苗头。2008年浙江省的人均GDP约为贵州省的4.47倍，这个数字与1995年的相仿而大幅低于2004年的水平。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组数字。1999年，东部的13个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平均工资比中西部的6

36个同类城市的平均工资高56%；而到了2008年，这个差距已经缩小为39.7%。总体来看，尽管从19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我国的区域差距依然处于不断拉大的过程，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个进程已经得到了扭转。总而言之，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差距拉大是各国都普遍经历过的现象，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一般来说都更为成功。尽管最近几年有所缓解，但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要让收入趋同就意味着我们要从造成差异的因素着手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东西部在就业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会存在差异呢？我们知道，就业环境的差异源于两个地区在产出上的不同，而产出的不同则源于投入方面的差异。我们这里所说的投入并不仅仅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传统意义上的投入要素，还包括了自然条件、制度环境等更广泛意义上的投入要素。接下来，我们把这些因素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难以改变的因素如自然条件的差异。一个例子就是区位差异，由于东部地区海运方便，从而与国际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联系成本较低，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就更具优势，这种自然条件的差异是我们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改变的。第二类因素是桥梁、隧道、公路、房屋、机器设备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统称为硬基础设施，这种物质上的差距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而得到较快的解决，东西部地区在硬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也是十二五时期内中央政府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第三类是法治环境、政府服务、受教育程度等看不见的因素，可以统称为软基础设施。一般来说，软基础设施的积累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且其效果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这就意味着在这方面的投入是更为长期的，以人力资本为例，这就需要政府对西部在教育科技等方面进行持久的投入，这也正是在十二五计划中区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而言之，要缩小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我们不但要改变西部地区在物质方面的短板，还要在软件方面缩小其与东部的差距。而由于产出还会受到一些无法改变因素的影响，东西部地区收入趋同并不意味着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完全均等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其内部也很可能是不平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不意味着其将简单重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事实上，在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如何让资源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进行配置，也同时包括了如何让资源在中西部地区内部进行优化配置的问题。从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地理尺度来看，跟东部的早期发展一样，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也必然会经历一个以点带面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国家打造内地新开放平台政策的目的，即在内地首先创造出一批能够起到带动作用的经济区域，然后再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37这个逻辑跟我们在上面一节的分析是一致的，要改变东西部区域在经济发展软硬件条件方面的差距，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内首先实现是比较容易的。此外，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西部地区在我国整体生态环境中的屏障地位，使得这些地区的开发必然是一个集约发展的过程，要在自然承载力足够的地方充分发展而不应该片面追求地理尺度上全方位的开发。而在一些公共服务提供成本过高的地方，对人口和经济布局进行一定的重新合理布局是必要的，这就涉及到可持续国土空间开发的意义。另外，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来看，也不是所有东部的产业都会向中西部转移，一些集聚效应较高的产业可能还会留在东部地区（比如金融业），一些污染严重的产业也不应该往自然承载力更弱的西部地区转移。但同时，随着全国经济更加一体化，西部地区的一些特色产业将可以更好的利用全国市场而得到壮大（比如旅游业）。正是基于这两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其将简单重复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应该通过有序引导国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小结一个内部差距巨大的经济体，其整体发展最终将会受制于这种内部不平衡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东西部地区收入的趋同将是一个大趋势。中西部和东部之间收入和就业环境等方面差距的持续缩小也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趋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在可见的将来会完全消失。趋同的过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或者经济密集区将表现得更为迅速。最后，中西部的开发并不是简单地把东部的产业发展模式移植到西部，而是在东西部收入差距缩小背景下全国经济版图的重构，这需要我们在产业转移和发展方面做出更多的引导。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待这一现象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认识。既不能放任各种不平衡发展，对不断拉大的不合理差距熟视无睹，也不能抽肥补瘦，搞平均主义。既不能因不平衡的客观存在产生消极负面情绪，怀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也不能过分强调发展不平衡的合理性。　　经济学所讲的平衡，是指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处于一种结构合理、相对协调的状态，此时系统功能达到了最优。不平衡则是指相反的一种状态。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不断运动发展的，在运动发展中旧的平衡被打破，不平衡出现，再通过矛盾的不断解决使新的平衡得以实现。所以，不平衡是绝对的、长期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

38　　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成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较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加剧等方面。　　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其原因有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政策与措施的等很多方面。改革开放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包括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国家对东北和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主要项目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当时东北的经济总量与东部差别不大。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特别是1992年以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强化，东部地区具有地理位置优势、人才优势、政策优势、投资环境优势，成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主要区域。由于投资效益最高，国内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流向东部地区，形成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之势，迅速拉大了其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差距。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实际实施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即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实现共同致富。开放政策的路径是由点到线再到面，即由四个特区，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再到内陆。沿海省份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占尽了政策优惠、区位优势，率先发展起来。等到优惠政策惠及内陆地区，区域发展差距已经拉开。可以说，今天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是过去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结果。　　我们对发展的片面理解和不科学的认识是导致今天产生不平衡的思想原因。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之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后的正确抉择。但实际上，我们把发展片面理解成了经济总量的增长，片面追求GDP的数量扩张。由于对发展的不科学、不全面的认识导致发展方针的偏差，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无法转变，结构不合理问题长

39期得不到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不断加深，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现内外失衡，内部失衡表现为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外部失衡表现为“双顺差”。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根本性问题。1984年以后我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发展加速，三农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业化重点在城市推进，城市的定位视野窄，没有做城乡一体化考虑，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局限于自我发展的圈子里，辐射功能、带动功能、聚集功能、龙头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城市的功能不全、基础设施没有向周边乡镇延伸，户籍制度阻碍了城乡人口流动，使我国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先是采取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际执行的结果是要素收入高于劳动收入占比，突出效率优先了，公平原则没有兼顾，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正确认识发展不平衡问题　　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待这一现象要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认识。既不能放任各种不平衡发展，对不断拉大的不合理差距熟视无睹，也不能抽肥补瘦，搞平均主义。既不能因不平衡的客观存在产生消极负面情绪，怀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也不能过分强调发展不平衡的合理性。　　一是要看到发展不平衡的存在是有客观性、合理性、积极性的一面。只要我们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就必然出现发展不平衡问题，产生区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外部性”问题，这些是市场机制失效的具体表现，也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我们要看到，改革开放后期不平衡的产生和存在与改革开放前的不平衡是不可等同的，这是在经济持续30年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已超过3千美元、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2位的基础上出现的发展不平衡，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在各地区、城乡、全体居民实力大增，生活水平大幅

40度提高基础上的相对不平衡，同改革开放前一穷二白、物资匮乏、资源短缺的不平衡不可同日而语。　　从积极的角度看，发展不平衡能够形成竞相发展的局面，导致活力倍增，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动力。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正是当初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建立了“四个”特区，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僵化局面，整个经济开始有了活力。珠江三角洲的搞活和率先改革开放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比学赶超，虽然地区差距出现了，但是起到了满盘皆活的效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就难以做到人尽其才，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　　二是要看到当前的发展不平衡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孕育着严重的后果，危及可持续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得不到改善，差距过大，会进一步造成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发达地区资本过剩、人才过剩、人口过密，出现城市病。而欠发达地区则相反，易产生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分化的结果是整个经济体结构功能下降，发展速度下滑。城乡差距过大会加剧城乡矛盾，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对于构建内生型经济增长方式、扩大消费需求不利，也不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会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生存成为问题，直接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既要正视和承认发展不平衡这种客观现实，又不能以此否定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对发展不平衡这一严峻问题视而不见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因发展出现严重不平衡问题而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目前出现的发展不平衡说明我国的发展水平还不够高，改革还不到位，开放还不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不是相反。　　切实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41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不是要彻底消除各种差距，而是要把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协调发展。发展不平衡问题是长期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能通过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五个方面的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检验我们的各项工作，使我们的发展观念从过去的片面、不协调的、不够科学的转变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来，坚持以人为本的出发点。　　二是要落实好已有的区域发展政策，保持东部发展势头，加快实现东北振兴，促进中部崛起，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国家在已出台的政策基础上尽快完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调整投资结构和战略性资源的配置，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发挥区域优势。　　三是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5.6%，推进城镇化不但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措施，也可以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四是加大力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差距。提高工资收入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完善个人所得税机制，规范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消灭各种不合理、不合法收入。　　五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低碳经济形成的倒逼机制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生态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