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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百合花》教案一、生平和创作茹志鹃(1925年农历9月13日-1998年公历10月7日,终年73岁。),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开始发表小说(《何栋梁与金凤》),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大代表。曾任《上海文学》编委。
1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百合花》写于1958年3月,在写作《百合花》之时,茹志鹃任上海《文艺月报》小说组副组长,她不好意思把自己写的东西过多地发表在自己工作的刊物上,因此没有把这篇作品给编辑部领导看,而是把它寄给了别的刊物(《人民文学》),但是寄出去退回来了,再寄出去又退回来了(《解放军文艺》),他们的意见是这篇作品“感情阴暗”、“不够昂扬”等理由,不能发表,这样一来,作品连修改的余地也没有了。她为《百合花》伤心,同时,也发觉自己对文艺的看法和那些编辑部存在距离。后来,《百合花》终于在陕西的《延河》1958年第4期发表了,并得到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赏;“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之后被《人民文学》同年6月号转载,从此茹志鹃声名鹊起。《百合花》就这样成为其成名作和代表作。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她在“十七年”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新时期出版的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她从那条路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茹志鹃作品欣赏》(文本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由于生活阅历、艺术修养等各种原因,茹志鹃新时期的风格有所变化,抒情中含有冷静,委婉中显出直率,细腻处透出锋芒,微笑里含着
2沉思,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赞颂,也不是血泪淋淋的揭露。她的一些作品还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二、茹志鹃的创作分类:茹志鹃的作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如愿》、《静静的产院》、《春暖时节》为代表的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第二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第三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第一类作品是作者写得最好的,几个女性的心理刻划细腻、生动。《如意》中的何大妈在旧社会是一个苦苦捱日的妇女,新中国的成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里弄生产小组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让她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新的确认,这使她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认自我。但何大妈的儿子、媳妇却并不支持她的工作,这让何大妈苦恼。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后自己闲赋在家时内心的落寞,体味着自己自从参加工作后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乐,何大妈对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渐渐有点明白了,她便对儿子、媳妇的不理解感到格外难受,对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说写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妈星期天一清早起来准备去她们的挂钩工厂领材料这一细节。在此细节的描写中,将何大妈完成任务前的兴奋、认真,在儿子媳妇面前的好胜和对孙女的慈爱全勾划出来了。这就使小说的人物有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还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3《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从最早学习、推行新法接生时的坚定,到产院组成后的兴奋及自豪,到在更年轻、更讲究科学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气,再到重新鼓起勇气学习自己不会的医学知识,这一条内心活动长线。特别是谭婶婶在产院头次和刚分回来的荷妹见面时,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绍产院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却冷不防被荷妹浇了一盆冷水,她对荷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绩支撑着自己的骄傲,却发现在荷妹所讲的科学面前她是落伍了,她在对荷妹的说教中掩饰自己的失落,其较大的内心波澜被作者轻轻巧巧地把握住了。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作者的第二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赞为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抒发了对军民关系、对美好心灵的歌颂之情。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煽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百合花》里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扬树》里反复出现的白扬树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显示出作者处理这些题材时举重若轻的才能,作品的构思相当精巧,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却不如第一类作品中的来得厚重。 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
4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百合花》1958年问世,开始显露了这位女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此后两三年里,又接连发表了一些艺术质量较高的作品,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三、作家创作风格:茹志鹃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在“文革”前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受到注意,主要在于其异常突出的独特风格,这是一种在当时突破常规的风格。无论是写过去的战争生活还是写当时的现实生活,作家总是使用一种淡淡的耐人寻味的抒情的笔调,并且不自觉地、完全是来自经验层面地采用了女性作家的独特视阈(YU),尽管这种视阈时时受到意识形态视阈的遮蔽,但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其特点大体有四:其一,在选材立意上,善于以小见大,平中见奇,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多写一些“家务事”、“儿女情”。(见朱栋霖本P32)被评论家们誉为“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凑中的一支插曲”。(候金镜语)其二,在人物描写上,注重心理刻划和性格描写,她笔下的人物很少
5表现出光芒四射的行为,更多展开的则是人物的心灵历程,是人物宽广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三,在情节结构上,舒缓自然、剪裁严密,没有闲笔。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一般不设置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而却能够把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小事件安排得枝叶扶疏、错落有致。其四,在语言文体上,追求一种清淡纤巧、含蓄娴雅的抒情笔调,形成了被茅盾称之为“静夜箫声”的“清新、俊逸”的艺术风格。老一代评论家候金镜形容为“委婉、柔美、细腻”,安丽称之为“百合花风格。”恬淡中渗透着浓烈的感情,委婉中包含着诗情画意。1959年曾经围绕茹志鹃的创作风格展开讨论,有人批评她的作品只写“家务事”、“儿女情”,,没塑造“当代英雄”的高大形象,没有反映生活中的“重大题材”,甚至断言她的作品存在“方向性的问题”等。这种扼杀作家创作个性的批评显然是错误的。新时期茹志鹃的创作风格得到重新的肯定。二、小说《百合花》之解读:1、《百合花》中精心设置的情节与人物A、情节特征:在这方面,小说可称道的地方有二:其一、在“题材决定论”主宰文坛的时代,这篇写战争的小说却避开了慷慨悲壮的战争场面,将主要笔墨用于战争打响前的一个小插曲和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上。
6这其实不仅是剪裁上的别出心裁,更主要的是基于女性视阈对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生命与心灵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气息,甚至通讯员的牺牲也不是为了某种具有历史必然性或道德合法性的伟大目的,而只是为了救助他人的生命。小说情节很简单,写了战争年代里一男二女三个年轻人短暂的交往和伤痛的永别。故事也并不曲折:中秋节之夜(万家团圆日),小通讯员送“我”到战时前沿包扎所,并在我的要求下为伤员借被子,由此与新媳妇发生了小小的冲突。后来通讯员为救别人而壮烈牺牲,新媳妇将自己惟一的嫁妆—一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盖在烈士身上。小说是以时间为顺序(即1946年中秋节的白天至半夜),以我的耳闻目睹为线索,通过“护送”、“借被”、“献身”、“盖被”这样几个情节,按照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来安排的。整个故事基本上是由轻到重、由淡而浓,由喜到悲逐步深入的。作者精心选取了以小见大的视角,没有正面书写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将关注点移置平凡生活的幕后,在一个革命暴风骤雨式的大背景衬托下,集中描写一些平凡的事件,通过“我”、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纠葛的叙述,展示了年轻的心灵在特定的时代中的美好感情,写出了人性的温暖。其二、在神化英雄人物成盛行的时代,小说却将英雄当作普通人来写,塑造了一个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英雄形象,并使与其短暂交往的两位女性都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主人公,这在那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是绝无
7仅有的。B、人物形象:关于小说的人物,茅盾认为:小说的“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这一说法影响了几十年,成为人们解读这篇小说的权威依据(茅盾着眼于小说的艺术价值,我们不必苛求前贤。)。但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这篇小说其实没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分;二是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小说中的另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女文工团员“我”。我们认为,小说中出现的三个无名无姓的人物:19岁的通讯员、刚过门才三天的新媳妇和作为女文工团员的“我”(21岁),都是主人公,这在一篇只有6千字篇幅的小说中是极其罕见的,在当时整个短篇小说创作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稍作分析:小通讯员——天真憨厚、纯朴可爱的年轻战士小说中的英雄是个出身农村的19岁的小通讯员,参军之前在老家天目山帮人拖毛竹。他憨厚、腼腆,带有几分稚气,怕女性的他却不幸陷于两位年轻美丽的女性中间,在年轻异性面前更是手足无措但又难以抑制同她们接触的兴奋,这非常符合小通讯员成长的背景和年龄特征,作者对主人公这样一个与英雄品格无关的性格特征十公感兴趣,反复地表现人物的这一性格特征,呈现这个战斗英雄身上散发出的平常亲切的日常气息。
8这是一个带有抒情性特征的形象,是小说中唯一的青年男性,是小说的情感焦点所在,他淳朴、羞涩,但却关心体贴别人,关键时候舍己救人,无私无畏;无论是“我”的情感还是新媳妇的情感,都是围绕通讯员展开的。他是以一个年轻、美好的青年异性形象而进人文本的。他的审美意义主要在于他和“我”与新媳妇的关系之中。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存在,那么他的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新媳妇——美丽娴静、善良多情的农村少妇,幸福漩涡中的美神。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写实性形象是新媳妇。这是一个刻画得比较细致的人物形象。按照作者的说法,新媳妇“是一位特殊情况下特殊性格的新娘子”。她单纯、善良、深明大义,对子弟兵怀有最真挚的感情。正是由于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都处于青春年少,性意识初步觉醒,朦胧而恍惚,才使他们之间心理与情感的微妙变化和纠葛更呈现出轻喜剧的色彩,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充满生活的情趣,收到了很好的美学效果。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女文工团员——“我”:主观上,作家当时着力塑造的人物的确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但客观上,作为独特叙述视角的女文工团员“我”,却最终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的意义在于,不但直接进入了微妙的感情纠葛,而且不论是作为贯穿性人物和叙事人,还是作为故事情节推动者和见证人,她搭建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人物关系。整个小说的故事就是在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之间展开的。小说叙述的就是小通讯员这个男性与“我”、新媳妇两位女性之间纯真而微妙的情感纠葛。
9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工团员“我”的形象特征:干练朴实、通情达理、能说会干、心地善良。这些人物都有着纯洁的外表和美好的心灵,仿佛洁白的百合花,盛开在战火与硝烟里。《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虽然不都是真人真事,但都是依据作家本人在战争年代里的亲历来加工的,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也都是真的。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之一,总攻海岸战斗的时间,正是1946年的8月中秋。茹志鹃在《《百合花〉创作前后》等文章中,谈到她写作小说《百合花》的背景与感受:那时候,茹志鹃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去借过被子。战斗打响后,负伤的战士不断被抬下来,战斗越来越激烈,伤员下来的也越来越少,来的却都是重伤员。有时担架刚抬到,伤员就不行了。担架就摆在院子里,在月光下,茹志鹃给他们拭去满脸的硝烟尘土,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去。她说:“我不敢揭开他们身上的被子。光从脸上看去,除了颜色有些灰黄以外,一个个都是熟睡中的小伙子。我要‘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这种感情确乎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就有的。”月光照射着年轻的脸,远处的炮声依稀可闻,茹志鹃翻看他们的符号,记录他们的姓名、单位。心里不可遏止地设想着他们的家庭,亲人,朋友,他们生前的种种愿望,在他们尚有些许暖意的胸膛里,可能还藏着秘密的、未了的心事。这是《百合花》最初的创作萌芽。《百合花》以其女性的叙事视角与情感体验而使其显得委婉细腻、清新飘逸、隽秀朦胧。小说中的“我”
10无疑也流露出茹志鹃本人的真实心态。)2、《百合花》的主题意蕴:关于小说的主题意蕴,历来有多种说法:茅盾认为:小说以“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一说法影响深远,从而衍生出以下种种说法:小说抒发了军民之间的骨肉深情;小说赞美了普通人物的高贵品质;小说表达了人民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与热爱;小说歌颂了军民团结。在当前弘扬主旋律、创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取这样的观点:《百合花》取材于人民解放战争,通过“我”、“通讯员”、“新媳妇”三者之间的生活片段的小学,赞美了英雄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高贵品质,结实了军民的血肉关系是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保证的主题。。3、女性视野中的战争与人性(解读的是小说所蕴含着的思想魅力)作家本人在8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以“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一语道破了小说持久的思想魅力所在。从文学史的价值来看,《百合花》的意义在于突破了建国以来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文学格局,它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它通过战争语境下人的生存情态与情感波折的展示,来表达作者对爱的理解、对人性美、人情美的追求,写出了战
11争中年轻女性丰富而独特的情怀,凑响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茹志鹃并没有直接写到战火硝烟,而是以女性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女性的心理感受和体验世界,以女性的话语来描述世界,并带领我们走向女性的生命体验,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女性视野中的情感世界。它一反通常写作模式的男性气质,给人以温柔细腻、内向含蓄、羞涩的感觉,具有阴柔的魅力。(建国后的大多数战争题材的小说都秉承着歌颂我党我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与光辉历史、为历史作记录和扫描的原则,于是,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英雄作为叙事对象,以惨烈的战争描写和尖锐的矛盾冲突作为叙事的主体,而往往忽略了对战争生活中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的展现。《百合花》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忽略的有效补充。)以下我们集中来诠释一下“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分析:先来看一些传统的说法并解决最终构成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它是反映解放军崇高品质的话,就不能算是一篇好作品。通讯员在行军和借被时,没有多少“崇高”的表现。他的牺牲是壮烈的,但只由民工转述,作了简单的交代。如果说是写只民拥军,也不典型。新媳妇开始没借被子,后来也只给通讯员一个人拭身,似乎够不上支前模范。倘若作品不是歌颂军民鱼水情,那作者企图表现的是什么呢?这里,需要研究一下作家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
12作家写这篇小说时,正值反“右”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她的亲人也未能幸免于此。在这种现实境况中,她分外怀念起单纯的战时生活和那时人们之间的美好的感情。茹志鹃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茹志鹃18岁参加新四军,此后她便将“革命队伍”看成自己的家,而对“革命队伍”中的人事的追忆,则变成了一种家园的记忆。这种情绪自然带进了小说,客观上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构成了一种批判性。文艺创作的动机是复杂的,但不能排除心理补偿(心理治疗)的因素。对现实人际关系的忧虑,促使了作者对战时同志关系的回忆。回忆则导致作品产生。这二者虽无直接关系,却有间接关系,它以肯定表示了否定,以正面补偿了负面。由此可见,从动机看,作家要写的不仅是军民关系,还有同志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同志关系是崇高的,而“爱情是作为男女关系上一种特殊的美感而发展起来的”美好感情。作家在寻求人际关系的最佳模式时,为了对当时回忆到的原始素材尽可能地加以提炼和升华,使它表现的人际关系
13更加真诚、更加纯洁、夏加温馨,因而在同志关系上再注入强烈而甜蜜的爱情色彩,似乎是十分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小说最终所要表现的就是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下分析三个人物的“爱情年龄阶梯”:(通讯员:天真憨厚、纯朴可爱的年轻战士。)据作家介绍,通讯员的原型有两个,一个是有过一次共同夜行军经历的通迅员,途中无声的追逐曾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是他们访问过的战斗英雄,略具女性美。作家根据作品的需要,经过切割选择与重新组合,将他写成了一个“怕女性”的“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在这三人组组成的群像中,他处在爱情年龄的最低阶梯上。(“我”,一个经验丰富、工作大胆、热情善良的女文工团员。)“我”的原型系作家自己,按计算,1946年她21岁。作品中的我,是一个对异性的外经历以及婚姻状况等很感兴趣并禁不住对异性产生遐想的女性。她已经懂得什么是爱情,并在寻找与选择恋爱对象的过程中。看来,她居于群像的中间阶梯。(新媳妇:美丽娴静、善良能干的农村少妇。)新媳妇是“一个正处在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刚结婚三天。她初步摆脱了小姑娘的羞涩与畏缩,但却残存着小姑娘的活泼与调皮。她还没有大嫂子的泼辣放肆,乃至世俗与平庸,但却具备大嫂的身分
14与品格,并有了呈现母性特征的条件。她的爱情年龄在群像的最高阶梯上。三个爱情年龄相近,但又呈现一定差距的年轻人,由于战争相遇在一起,就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作家从创作动机出发,撷取了其中最富于柔情和诗意的一面加以表现。A、先来看女文工团员的“我”与通讯员的爱情心理:从通讯员的角度看:行军途中,通讯员始终与“我”保持丈把远的距离,这是性心理发生期的一种特殊心态——异性疏远——的典型表现。同时,他又随时关心和体贴着“我”,这种男子汉的责任感与主导地位,显示着男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到了包扎所,他理应回队复命。但他反“踌躇了一下”,便接受了“我”的邀请,擅作主张,留下来了。因为,对于一个产生了好感的异性,“他们都以为对方服务为乐,不用说与对方共同工作,即使仅是与对方在一起,也会感到无限的快乐和兴奋”。回团部时,他牺牲了自己的午餐,留给“我”两个馒头,表现出乐意在有好感的异性面前表示慷慨与大度。而那有趣的方式,也显示了他们逐渐亲密的关系和尚存的距离。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形式上是友谊,而实质上却是萌发爱情的一种表现,这是同性战友之间所不会有的。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更加清楚:“我”在出发之前,女性意识就十分自觉。行军开始,她因生气而任性、撒娇,由奇怪而发生兴趣,于是对他开始仔细的观察。
15途中休息时,她对他“越加亲热起来”,“禁不住”要“审问”他的家庭及婚姻状况。这不能只归结为对战友的关心,而主要是出于对有好感的异性的了解。借被过程中,二人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她细腻而深情地观察着他。同时,采用轻言细语,故意玩笑,白眼努嘴等方式向他传情达意。以至后来,“不知怎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更有甚者,当她看见一个重彩号符号上“通讯员”三个字时,便“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些“没有意思的问题”。她对通讯员安全的担心已经到了牵肠挂肚梦绕魂牵的地步,并自觉到它的“莫名其妙”“没意思”。这时,她对通讯员的爱达到了一个高潮。遗憾的是,作家没有让这种感情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当通讯员受伤后抬到包扎所时,新媳妇一发现便“啊”了一声,而“我”却很客观地在观察他的身体,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此后她便退出了画面,单纯作为一个叙述者而存在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感的反差,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发乎情而至乎礼,她好象也受着这种儒家文化意识的制约。作家是要“我”为新媳妇让戏,突出新媳妇。同时,作者是把“我”当作串连人物来构思的,上述种种内心活动,早已越位,现在要她复归本职。B、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关系,同样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心理。“一个正处于爱情之漩涡中的美神”和“一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的几次接触,实在能使读者产生大量的美好回味。二人的第一次接触是虚写,留下空白让人思索。二人的第二次接触是
16实写。“爱情漩涡”内外的两个年轻人的碰撞。整个过程中,他没敢看新媳妇一眼。他似乎被这位“美神”慑服了(美对人是有压力的),却又因她的嬉笑让他在一个颇有好感的异性面前丢丑而产生了禁不住的恼怒。这种爱情心理的曲折反映,确实令人可笑而又可爱。当通讯员受伤被抬到包扎所后,新媳妇的表现有五个层次。1、第一声短促的“啊”,是她发现伤员是通讯员时的惊叹,它象一声闷雷撞击着读者的心。2、第二声短促的“啊”,是她听见担架员的话后发出的,表示着她对通讯员英雄行为的赞叹。3、接着她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身子,她已经没有了面对青年异性的忸怩和羞涩,象大嫂甚至母亲一般,对同志弟倾注着一腔深情。4、通讯员去世了,新媳妇却依然缝着那个破洞,一针一线都缝进了她那母性的无限悲哀。5、最后,她将自己的百合花被为通讯员装殓。正如作家所说,“当他献出一切的时候,他也得到了一切。洁白无瑕的爱,晶莹的泪。”有人说,这显露了新媳妇对同志弟的歉疚。但我以为,这只可能是一个极小的因素。她对同志弟的哀悼,总根于对这个年轻稚气而又活泼善良的小伙子的爱,大嫂的爱,母亲的爱,总之是女性的爱。因为在两次短暂的接触中,她已经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同志弟。这是战争中一刹那所产生“肚胆相照,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也正是作者现实的追求。《百合花》之所以有如此的艺术勉力,正是基于作者对爱、对人、对战争的深切理解:“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
17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一刹那里,便能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正是这种深刻的理解和诗意的表述使《百合花》像一颗素朴而晶莹的宝石,透过历史的重重烟尘放射出圣洁的光芒,至今使人读后仍为之动情。综上,作家选取的题材,决定了其中的一男二女不可能成为恋爱对象,故曰“没有爱情”。但作家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爱情年龄的阶梯上,让他们在互相接触与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碰撞、排斥、吸引而迸射出虽然不能导致婚姻,却能显示出人物美好情操的精神火花,从而唱出了一曲反映理想人际关系的优美而清新的“爱情牧歌”。(评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鸿雁传书的美好期待,那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焦虑期盼,那种两情相悦、顾盼生辉的羞涩甜蜜,那种异性之间特有的古典朦胧的情怀美感(紧张慌乱),在一个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生命意识空前开放的当代社会里,都由于男女物理距离的实际消弥、由于现代通讯手段(网络手机视频、手机等)的普泛化而消逝迨尽。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不一定就是完全美好的,传统的不一定就是完全落后的保守的。也许,《百合花》里三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美好故事,只能发生在过去、发生在战争年代里。)4、纤尘不染的抒写艺术(艺术特色):茅盾的曾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从小说的艺术价值来看,在三点值得一说:
18首先,从结构上看,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视角,“我”不仅成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同时也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进程,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以第一人称视角出现更能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这是建立在读者对叙述者“我”的信任上,同时也能扩大读者与小说文本间的交流域。另外,“我”又是一名女性,小说也是以女性视角去观照战争生活,去发现战争中的美好事物和美好心灵,自然也让小说增添了几分柔美。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由“我”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
19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最起码她很喜欢这个同志弟,这个同志弟给他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其次,《百合花》的叙事选择了一连串的细节而不是重大事件,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灵的波动。细节是情节的基础,也是构成情节的具体内容。对短篇小说来说,细节的价值、作用及其表现,特别值得重视和强调。细节不仅使短篇小说的的情节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实体,而且也是短篇小说光彩焕发、生意昂然的的奥妙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细节同作品的生命共存亡。鲁迅曾说:“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许多短篇小说并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却同样感人至深,甚至历久弥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的成功运用。如:1、阿Q画圈;2、胡屠夫伸拳头;3、华老栓捏硬币;5、商人为小姐擦脚;6、晴雯撕扇子;7黛玉葬花等。
20我一直认为,小说《百合花》是用细节的花瓣编织成的一朵纯洁优美的“百合花”。《百合花》通篇使用了细节描写,主要的有:1、护送途中的一举一动(行、坐);(紧张腼腆,纯朴憨厚)2、通讯员枪筒里的树枝和野菊花;(天真质朴,热爱生活)3、肩膀上“破洞”的四次出现;(内疚、感佩)4、白色“百合花被子”的三次出现;(点题)5、馒头的两次出现。(体贴、关心)选取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物:百合花被子,野菊花、树枝、馒头等。第三,心理刻划和抒情色彩,增加了小说的诗意美。这篇小说的心理刻划和抒情色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方式上显得委婉而含蓄。主要表现有三:1、“我”主观感情的起伏变化,不仅展现了三个人物的不同心理,还强化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增加了作品的抒情色彩:生气—兴趣—亲热—爱上—关心—惦—悲痛2、新媳妇的“笑”、两声短促的“啊”,不仅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她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还增加了作品由喜到悲的抒情色彩。3、自然景物的点缀、战前和平气氛的渲染、中秋节的回忆与遐想,使行文有张有弛、跌宕生姿、富有魅力,都能给人一种清新自然优美的感觉。总而言之,作者用凝炼、含蓄、清丽的笔法,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争故事写得如此纯真而富有诗意,创造了情诗一样圣洁优美的意境,整部作品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相比别具一格,显得委婉、柔美、细腻,色
21彩柔和而不浓烈,调子优美和谐而不显轻浅。用词简约,文笔朴实无华,无论对话,还是描写都是那么纯朴自然,不染纤尘。在她笔下,战火与流血都显示出本质上的静穆与圣洁,带给人与众不同的心灵上的震撼。诗化了的人物,感动着无数读者的心。作品没有一字描绘和暗示通讯员扑到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以后的情形。他那完整而洁净的形体,可能引起有战争经历的人的疑问。作家是不会顾忌的,她一定要保持通讯员年轻而美好的形象,她不愿破坏通讯员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因而对他牺牲后的容貌形象不着一字。4、《百合花》题解是作品的题目,也是情节发展的纽带。百合花被子,作为富有特征意义的象征物,是贯穿全篇的媒介,是刻划人物的重要环节。作品围绕着被子的借与不借、辅与不辅异型故事情节,以此来展示新媳妇与通讯员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美,可以说,百合花既是通讯员与新媳妇优美品格的一种映衬,是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团结战斗的崇高感情的象征,又是纯洁美好的人际关系的形象体现,同时,这篇小说也是作者用细节的花瓣编织成的一朵纯洁优美的百合花。新媳妇与通讯员是其中最美的两片花瓣儿。附录·作家的话:1958年初,那时虽在反右,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还没有套到我头上,还没有成为紧箍咒。所以……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他年轻、质朴、羞涩。羞涩的原因是他的年轻。他还只刚刚开
22始生活,还没有涉足过爱情的幸福。……现在回想起来,可庆幸的一点,是没有受原有生活素材的诱惑,而且不客气地把它们打碎,重新加以糅合、综合,创造出另一个似有似无,似生活中又非生活中的形象来。第二个可庆幸的,是当初把这个小通讯员,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写的时候十分放松,毫无负担。第三个感到庆幸的是,在当时那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的形势下,我站在原地没有及时动,原因是出于年轻无知的一种麻木,在那种情况下,我麻里木足地爱上了要有一个新娘子的构思。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当然,我还要那一条象征爱情与纯洁的新被子,这可不是姑娘家或大嫂子可以拿得出的。(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短篇小说《百合花》一、作者简介: 茹志鹃(1925-1998),浙江杭州人,两岁时丧母,父亲离家出走,岁组祖母辗转于上海、杭州,祖母死后曾一度入孤儿院。1943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7年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文艺月刊》编辑。《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茹志鹃的小说多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她是50年代少数几个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写战争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鲜明的体现了个人独特的风格,从场面的撷取、人物的描画到结构的安排、情感的表达,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都显得别具一格。
23 与着意于战争胜负的惯常模式相比,茹志鹃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几乎没有多少炮火硝烟、血腥搏杀的大场面,而更关注战争环境中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升华。《百合花》堪称其中的代表。二、《百合花》分析(一)选材特点:避开重大题材,重视对普通人心灵和情感世界的揭示。含蓄地表现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亲切的、日常化的生活片断。小通讯员对陌生女性的拘谨和故作严肃,新媳妇的笑和故作气恼,都颇有分寸地传达出人物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军民鱼水情”的一面,也有青年男女交往中羞涩和欢悦的一面。被称为“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二)叙事特点: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切入,一方面,增强作品的亲历性体验和感情色彩,另一方面,既能作为人物身在剧中,通过与小通讯员的直接交往,逐步揭示其性格,体验到自己情感的微妙变化。又能作为叙述人置身局外,展开对新媳妇的表情、动作、语言的观察,从而细致地描画出她的情感起落。(三)构思特点: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描述。以人物情感的变化为线索,情感由淡到浓,由远而近。情节被弱化处理。(四)细节描写丰富而细腻,通过语言、行动来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情感。 护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的行为 —腼腆、细心、有责任感; 帮“我”借被子、送“我”馒头 —关心同志、富有爱心;
24 跟“我”去借被子的神情 —青年人间的斗气、不服输的劲头,难为情的心理活动; 枪筒里插的树枝和野菊花 —青春朝气、天真活泼、热爱生活。 关键词:“被子”—误会——不借被子—理解—借被子—崇敬、痛惜—盖被子 “衣袖破洞”——挂破衣袖(慌张 、难为情)——看到衣服的布片在风中飘动(后悔、明写我,暗写新媳妇)——再次看到衣袖破洞(以物写人)—缝补破洞(追悔、悲痛)(五)结构严谨,富有层次感和节奏感。 (六)语言朴素、含蓄,清新。艺术风格柔美温婉、俊逸典雅。 在当时的文艺规范一元论的背景下,从《百合花》的创作思想来看,政治理想稍稍让位于审美理想,作家与其个人气质情感的关系也稍稍显得比同时代社会的公共情感的关系来得重要一些。这篇小说既是作者对表现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一种努力,又因采用了可以被接受的表现方式而受到欢迎。茅盾称赞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三、艺术特色 《百合花》的风格大体上也代表着茹志鹃前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第一、情感的体验重于事件的叙述。茹志鹃的小说往往是在内心体验
25和事件铺叙的两个面上展开的,但是内在的情感体验远超出对事件的叙述,事件只起到引发情感的作用,而情感则借助于事件的推动一波三折,逐渐引向高潮。第二、细节的描写重于整体的勾勒。作家的细腻情感主要是通过对细节的捕捉和描写来表现的。细节的妥善安排使茹志鹃的小说具有细致严谨的结构。 第三、用了由远而近、由淡而浓、烘托渲染的手法,使情感的波澜层层推进,营造出一种凄美而隽永的氛围。第四、语言朴素、含蓄,清新。艺术风格柔美温婉、俊逸典雅。到了新时期,茹志鹃的艺术风格发生了新的变化。被认为是“反思文学”的发轫之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作家“从微笑到沉思”的飞跃。开始从历史和现实中去抉发那些令人警醒的沉疴,且不惮于触及社会和人生的创痛。风格趋于冷峻、洗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