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娟《浅析〈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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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韩非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充分体现了其法家思想，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为《韩非子》一书增添了独特的风采。本文以《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为对象进行探讨。首先对《韩非子》一书中的寓言进行界定；其次，探究其寓言的取材来源；再次，对其寓言进行分类，并分析其艺术特色，包括语言、人物形象、结构以及风格；最后，就《韩非子》寓言的价值和地位展开讨论。关键词：《韩非子》；寓言；艺术特色；价值

1AbstractHanFeiisarepresentativeandintegratorofthePre-QinLegalistsinthehundredschoolsofthought.HanFeizifullyembodieshislegalismandcontainslotsoffables,whichaddanotherkindofstyle.ThisarticletakesthefableofHanFeiziasresearchobject.Firstly,itdefinesthefableinHanFeizi.Secondly,Iexplorethesourceofthesefables.Thirdly,Iclassifiesthefableandanalyzesitsartisticfeatures,includinglanguage,character,structureandstyle.Finally,IdiscussesthevalueofHanFeizi'sfablesanditsstatusinhistoryofliterature.Keywords:HanFeizi;Fable;Artisticfeature;value

2目录一、绪论1二、“寓言”概说2（一）“寓言”的概念2（二）《韩非子》中“寓言”的界定3三、《韩非子》寓言的取材5（一）神话传说5（二）历史故事6（三）民间故事7四、《韩非子》寓言的分类8（一）自然类8（二）人物类8五、《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色9（一）风格特点91、取材来源平易朴实92、寓言评述显豁，透辟明澈103、描写大胆泼辣，坦率直言10（二）人物形象111、愚者形象112、谋士形象113、智者形象12（三）语言技巧12（四）叙事结构12六、《韩非子》寓言的创作缘由13（一）社会原因131、时代风气使然132、接受对象的制约15（二）文学审美的必然要求15（三）作者的感情倾向16七、《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地位17

3（一）大量成语、熟语的产生17（二）“寓言”文体发展的里程碑18（三）对后世小说的影响18八、结语19注文19参考文献20致谢22

4浅析《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一、绪论《韩非子》中的寓言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在先秦诸子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但是对于它的系统性研究却开始的较晚。1930年胡怀琛的《中国寓言研究》是我国较早的一本研究寓言故事的专著，书中对中国战国、汉魏等时期的寓言有所分析，对希腊、印度的寓言也进行了阐述，并且集中地说明了何所谓寓言、寓言的效用以及历史。这部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具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它开拓了中国系统研究寓言文学领域。在新中国成立后，寓言故事开始被学者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产生了寓言故事选集，这对中国古代寓言故事更广泛地流传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学者对韩非子的寓言故事进行了改写使之更易于被理解，然后汇编为故事选集，这样就使得中国自己的寓言故事被更多人熟知。韩非寓言的选本有如：《韩非子寓言故事选》、《韩非子选注译本》、《中国古代寓言选》、《先秦寓言选》等。除此之外，在理论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校勘、注释、文学研究等，其中较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寓言的整体发展进行宏观的把握。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诸如，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薛贤荣《寓言学概论》，吴秋林《中国寓言史》，周勋初《〈韩非〉札记》》等等。在这些作品中对韩非寓言都有一部分专门的阐述，如陈蒲清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认为韩非寓言创造了独特结构即“寓言群”，《储说》是大寓言群套中寓言群再套小寓言群的结构，也总结了韩非寓言在寓言史上的独特地位，并指出韩非寓言群被称为“连珠体”是不恰当的，因为“连珠体”用比喻讲道理，且是字数较少的韵文，这与韩非寓言群的特征不符。此外还指出了一些韩非寓言的艺术缺陷，比如韩非对寓言中反映剥削阶级尔虞我诈的精神状态是持欣赏态度的等等。公木在《先秦寓言概论》中提出韩非的寓言是典型的政治哲理寓言，呈精芜杂糅情况，精华部分有四：“23

5反‘修古’，主‘变古’的进化历史观”、“对社会关系的新认识”即将人与人的关系都归于利害而权势是核心、“反对主观臆断，主张考核‘参验’”、“轻‘貌’‘饰’，重‘情’‘质’，崇尚功用”①，而糟粕在于其极端专制主义的反人民性和宣扬君主独裁的阴谋权术。白本松的《先秦寓言史》从《说林》《储说》《喻老》《十过》等各篇章出发对其中包含的寓言进行解析，指出《说林》中的寓言反映了“其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二是对统治阶级自私本质的揭露，其三是对生活哲理的揭示”②，《储说》中《外储说》是对《内储说》思想的补充与扩展，《十过》分明显两部分，还指出韩非寓言中的一些长篇可看做寓言小说。凝溪在《中国寓言文学史》一句话点明了韩非寓言的总特点“中国古代寓言的特点是重政、重史、重事。这一特点在韩非子的寓言中尤为突出”③。刘城淮在《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中指“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韩非子》寓言中也达到新水平”④。除了这些著作外，长期以来还有一些博士硕士论文以及期刊文章也从各个角度对《韩非子》寓言进行了分析。二、“寓言”概说（一）“寓言”的概念“寓言”二字最早出现在“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⑤这句话中，其后还有提及“寓言”的文献语句有“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⑥、“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后称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为寓言，因为文体之名”⑦等，在这些句子中所说的的“寓言”还未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它只是被看作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手法和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一种借用故事或他人言行表达自己的思想、论说哲理和理论的文学手段。《四库全书总目》中将中国的寓言进行了几种分类如：“《庄》、《列》之寓言”、“文士之寓言”、“战国诸子之寓言”、“寓言俳谐之文”等等。可看出，此时的学者们开始认为“寓言”是一种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其他文体一样的一种文章类型，这里的概念与作为独立的文章形式的寓言概念已经很近似了。朱自清认为“还有一种‘寓言’，借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行论。《庄子》多用神23

6话，《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⑧有学者认为部分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可看做寓言，但如此分类是否合适，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历史故事应该属于史料，就算是有作者将它放入自己的文章中用来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它也不能被看做是寓言，它仍然是史料性质的，其用途的多样并不能改变其根本性质。基于这种看法，韩非基于动植物形象、源自民间传说建造起的故事可视作寓言，而改自历史的故事就不被看做寓言。那么“说林”“储说”能否被看做寓言集呢？有一种观点是根据两者所含的故事是否有明确、既定涵义来判定它们的，但仅仅因为“说林”的故事内涵不是有特定意义指向的就对否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个寓言中所包括的涵义本身就是纷繁多彩的，不能将其狭隘地定义为只有一个，并且“说林”中部分故事的寓意不是浮现在表层的，它可以随意境、语境的变化体现出不同的涵义，这种寓言更富灵活性。从整体上看，“储说”分为“经”和“说”两部分，其实就是按照寓言的寓意和具体故事进行分类，或者说可以将“经”理解为论点，而“说”则是论据。这种方式是对寓言群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更精细的雕刻，对其结构做出了更完善的规划，但我们不能因为“说林”的结构不同于“储说”就认为“说林”不是寓言专集，这种结构的有无并不是我们判断《韩非子》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属于寓言、一些篇章部分是否属于寓言群的具体标准。赋诗、用譬、谐隐为先秦寓言奠定了基础，在先秦寓言中作者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更深层次地刻画，比如在其性格、形象方面，同时作者对其情节和故事性都进行了加工，因此在寄托教训、阐发哲理方面显得更为出色。寓言、比喻、用譬在一些方面有相同性，但寓言比其他两种更复杂一些，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更为充沛，可以说它是一种有形象、有情节的更高级别的比喻。（二）《韩非子》中“寓言”的界定要界定韩非的“寓言”，就要先明确“寓言”的具体含义。《说文解字》中对“寓”的解释是“寓，寄也，从宀，禺声”⑨，对“言”的解释是“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䇂声”⑩。一般常见的是将“寓”释为“寄”、“借”之意。也有人将“寓”解释为“寄”、“藉”、“假”或是“寄寓”之意。在一些词典中对“寓言”的解释如，《辞海》中解释为“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23

7劝喻或讽刺的故事。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或无生物。主题都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⑪《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两种，其一是“有所寄托的话”，其二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戒的性质。”⑫除此之外，一些著名学者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陈蒲清认为“寓言必须具备两条基本要素：第一是有故事情节；第二是有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根据这两条标准便可以给寓言划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范畴。只有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算作寓言，以避免过宽；同时，只要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算作寓言，以避免过窄”⑬。白本松认为“寓言是这样一种文学形式，它通过虚构的短小故事，来寄托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道理，表现作者对社会某种现象的明确态度，从而起到讽刺、劝戒和启迪思想的作用”⑭我国关于寓言的概念一开始就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在此处我们不得不对西方所界定的“寓言”进行探讨，“寓言”的英译为“fable”，在《柯林斯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fable”的解释是：A fable isastory,oftenaboutanimals,which teaches amoral lesson.Youcandescribeastatementorexplanationthatisuntruebutthatmanypeoplebelieveasfable.⑮寓言是一个故事，通常是关于动物的，它传达一个道德教训。你可以描述一种假的声明或解释，但作为寓言时很多人都会相信。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对“fable”的解释是：Atraditionalshortstorythatteachesamorallesson,especiallyonewithanimalsascharacters,thesestoriesconsideredasagroup.Astatement,oranaccountofsomething,thatisnottrue.⑯一个传统的短篇故事用以教导一个道德教训，其尤其以动物为主角，并且这些故事常被视作一个群体。23

8对某事的陈述或说明，并且这是虚构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对寓言的界定主要集中于①短小故事②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要人物③表达一定的道德观念或哲理性观点。这一界定与我国先秦寓言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因此我们不能循规蹈矩的将这一概念强加于我国古代寓言，需要结合我国古代寓言的自身特点来对其作出界定。最首要的一点是故事性，即作者所要寄寓的言论、观点、哲理必须要被包含在一个故事之中，通过故事的生动形式将其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故事中需要有一定的情节。其次是要寄寓一定的道理和观点，体现寓言的寄托性。再者是要有一定的虚构性，也就是说故事中要带有一定的虚构色彩或包含着一些虚构因素，这一点主要用于区分历史事实和寓言故事的不同。结合以上阐释，本论文中所采用的寓言概念如下：寓言是一种寄托了作者的想法观念或一定哲理的经过一些文学化的加工改造而带有一些虚构色彩并有一定情节的故事，它是一种文学体裁或文学形式，具有与其他文学形式形成差别的自身特点。其主人公是人或者动植物，若是动植物的话其拟人化倾向不具确定性。寓言的篇幅没有具体的限制。寓言的核心在于它的寄托性，它所寄托的可以是作者关于社会、世界、宇宙的想法，也可以是对一定人、事、物的看法或认知，寄托的涵义带有作者一定的主观色彩或情感倾向，或讽刺、或劝诫、或嘲笑、或旁观，带给读者一定的启发或思考。二、《韩非子》寓言的取材（一）神话传说神话表达的是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某种认识，或一种自身的愿望，常用故事的形式呈现，它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⑰，神、英雄为其主角，先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看法及自我愿望在其中得到展现。先秦寓言常借用一些神话传说，《庄子》的寓言故事中就借用了很多神话传说，如《逍遥游》中的鲲鹏等。《韩非子》的寓言中取材于神话故事的分量十分少，只有五则，分别是“好音穷身”、“涸泽之蛇”、“三風相讼”、“聰有两口”、“翻鸟饮水”，究其原因与其作者韩非子有密切联系23

9，一方面，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其所选用的故事主要是集中服务于其法家思想，另一方面，韩非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曾多次表达其不信奉神明的立场，如“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⑱，“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⑲等。与此同时，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末年正是诸子百家相互论辩的末期，逻辑思维和理想批判思维在一次又一次的论争中产生，并且逐步成熟起来，而士阶层则开始对论辩中得出的结论等进行归纳、整理使之形成系统，所以此时的社会重理性而轻感性，不再像庄子时代那样较多地借助神话来增加自己理论的风采，所以韩非子没有像庄子那样选取较多的神话素材。（二）历史故事历史故事是韩非寓言取材的一大源头，脱胎于历史故事的寓言占《韩非子》寓言的一半以上，这一现象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十分独特。《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常被作为韩非的参考资料。韩非子选取并改造历史故事，不是以记载历史史实为目的，也不是出于向后人讲述历史故事的目的，而是源于自己的私心，想借助历史故事来传达自己的法家思想，用历史故事做自己思想的论据，用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念，因为这样可以增加说理的可信度。历史故事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然经过改造添加了一些虚构的成分但是仍然有一定的真实性，用它来进行论辩容易让人产生信服感。韩非子选取历史故事并对其进行改造时根据历史故事来源的不同相对应的改造方法也各不相同，他对于来源于儒家著作的历史故事的改动是最大的，对人物姓名、地点、故事情节、结局、主题思想等都有改变，对于来源于史学著作的故事则多是增加虚构的成分，对于来源于纵横家著作的故事改动最少，多是进行修饰润色。韩非子利用历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道理时主要运用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叙述历史的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时观点或由故事中的主人公说出或由韩非在文末议论中阐发出来，即事理俱显。比如在《说林下》的“富贾监止子”中监止子为能得到璞玉假意摔之，赔了百金但将玉修好后卖得了千金，赚取了差价，结尾处作者明确地点出了这则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即人们如果因为做一件事有失败的可能而认为不做它是正确的，23

10这是只看到了事物的负面。另外一种呈现方式是，事情是光明正大呈现出来的，但它蕴含的道理却不易被察觉，作者仅仅叙述这个故事，至于故事的内涵就需要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自己慢慢品味了，作者不会直接公之于众。比如在《内储说上》的“滥竽充数”的故事中，作者只是叙述了南郭先生如何浑水摸鱼，坐享其成，在害怕被齐湣王发现他的吹竽技术不好后逃走的这一故事，作者没有直接将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点出，想要理解故事的深意领悟其中的道理需要读者自己进行思考。韩非子根据自我表达观点的需要，对作为素材的故事进行了自觉地调整，并用更感性化、具体化的方式对故事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补充。假托历史，用化古为新的手法塑造出披着古人外衣的人物形象，这样一来其写出的故事不再具有过高的真实性，反而有了一些小说的特点。（三）民间故事民间故事以大众口口相传的故事为基础进行加工改造，它是一种题材宽泛、流传甚远的叙事体故事。因为它是在民间传播，所以要考究其确切的出处或来源是很难的。它们不是明确地出自于哪一本著作，但却又经常出现在诸子的作品之中，然而这时的民间故事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样子，它被作者按自己的所需进行了改造，成为了承载作者思想的工具。在《韩非子》中源于民间故事的寓言所占比重没有取材于历史故事的那么多，但也都颇具特色，民间故事寓言的主要人物大都无名无姓，被作者用统称进行指代，其中平民多用如“有人”、“某人”，或国名加“人”进行称呼，如“宋人”、“郑人”，统治者多用国名加“王”进行称呼如“齐王”、“燕王”等等。民间故事的情节大多是虚构的，其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夸张。作家的目的不是要重现生活的图像，而是要为某观点从某些角度出发有意识地寻求更感性化的形式。因此，它们将抽象的具体化，将理性与感性融汇起来。作者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将某些生活中的可笑现象概括出来，并将其汇聚在一个人的身上进行极端化处理，此时这个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就会极具喜剧效果。因为民间故事改编为寓言后作者赋予了其深邃的哲理性和尖锐的讽刺性，所以韩非此类寓言的主题都很显豁，观点明确，在故事的前后23

11作者常一边联系实际一边用简单议论或一句话直接点破主要旨意，读者就会根据这些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作者对民间故事的改编是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微地观察分析之后提练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可以体现出作家在有意地运用寓言故事指导生活的意图。历史故事与民间故事都以人物为核心，因此二者以怎样的标准进行区分则是重点，有学者认为历史故事是曾经真切发生过的事，人、事都是真的，它可归于历史，而民间故事是摘取了真实生活中的某一方面，然后用文学方法凸显出来，它属于文学而不是史实。因此故事的来源就成了界定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主要因素，历史故事是对史料进行记录，民间故事是对生活某一点的再创作。四、《韩非子》寓言的分类对《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进行整理后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寓言有相似特点，在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分类，根据体现或是承载道理、反映寓意的载体的不同可以将《韩非子》中的寓言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类，一类是人物类。（一）自然类自然类的寓言中故事的主人公是动物或植物，也就是说通过动物具体的行为、习性或拟人化的语言将寓言的寓意体现出来。例如“三虱相讼”中通过四只虱子拟人的话语奉劝那些拼命吸血的“虱子”与其计较细枝末节的利益不如想想他们想要从中获利的利益本体都不存在了他们该怎么办。在“虫有虺者”中虺一身两嘴为争食相互撕咬自相残杀，“鸟有翢翢者”中翢翢因为头大尾秃在河边喝水时需要另一只鸟拉住自己才能喝到水，这两则寓言是通过描述动物具体的行为来反映道理的。在“涸泽之蛇”中尽管出现了鸱夷子皮和田成子两个人物，涸泽之蛇这一故事也确实是通过人物语言表达出来的，但是承载这则寓言观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寓意的主体是两条蛇拟人化的语言和相衔负行的行为动作，所以这则故事应该属于自然类寓言。取材于神话故事的寓言基本都是属于自然类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寓言属于自然类寓言的在形式上大多类似于“涸泽之蛇”。23

12（二）人物类人物类的寓言以人物为核心，通过人物的事迹、行为体现故事寓意或通过人物间的交流对话直接点出寓言蕴含的道理。例如“齐国好厚葬”中通过管仲和齐桓公的对话，在管仲的话语中直接点出人所追求的东西无外乎名和利这一寓意。“卫人嫁子”中通过卫人的话语和卫人女儿私下聚敛财物而被休的行为体现出自作聪明、目光短浅的弊端。在“猛狗酒酸”中通过卖酒人与杨倩的对话以及杨倩对孩童买酒被猛狗咬因此没有人再敢来买酒，酒最终变酸这一事实的讲述揭示了国有“猛狗”，即使存在有识之士心怀治国之策一心报国也会因为害怕如同猛狗一样的大臣而退缩，于是君主被蒙蔽而国家也会衰微。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的寓言绝大多数属于人物类寓言，这类寓言在《韩非子》寓言中占比最大，这也是《韩非子》寓言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我国先秦寓言不同于西方寓言的独特方面，具有我国寓言独特的风采。五、《韩非子》寓言的艺术特色（一）风格特点韩非寓言具有警醒性，尤其是当我们被一些习以为常的想法长期浸染之后，读韩非寓言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震撼，犹如耳畔有警钟长鸣，会产生审察自身并且进行冷静切实的思考的冲动。读过“曾参杀猪”后检查自己是否有过欺骗他人或将不良习惯传递给他人的行为，读过“丽水生金”后反观自身有没有像偷采黄金的人一样怀着侥幸心态而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读过“绍绩昧醉寐亡其裘”后回顾自己是否因为没有处理好一些细节而丢失了更为宝贵的东西。韩非是唯物主义者，在结合哲理探索与现实思考时带有极强的辩证色彩，并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在社会观、历史观上韩非也有进步的一面。韩非寓言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文章充满犀利善辩的峭拔气势，同时也体现了法家注重历史、追求政治实用性的特点，充满了批判现实的色彩，形成了探刻明切、严峻峭拔、雄伟森严、激越犀利、生动机智的根本风格。这主要体现在：1、取材来源平易朴实政治、经济、军事、哲理的方面在韩非寓言中都有体现，乃至民俗、技艺也有所23

13涉及，可见其取材之广。寓言以较为平实可靠的历史事迹或现实生活为题材，其题材本身就有很强的真实性，在描写上作者也写得具体踏实、细致入微，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其中一部分寓言选材生活化，作者通过描写普通人生活中的平凡故事来寄寓深刻的道理。《守株待兔》中的宋人因偶然在树根上捡到一只惊慌失措撞死的兔子便日夜守着这截树根想再得一只兔子，揭示了做事不能不懂变通，死守教条的道理。《郑人买履》讲述了一个人因只相信标有自己鞋码大小的尺子而浪费了时间最终没有买到鞋的故事，揭示了做事不能墨守成规，一味地循规蹈矩的道理。2、寓言评述显豁，透辟明澈正是其峻切的风格在故事叙述上的一种体现，《韩非子》中的部分寓言都在结尾处直接述出寓意和见解，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让人一目了然。同时，作者表达的这一看法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表现作者对人事现象的剖析深入且独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寓言结尾处作者用明显的提示词点出，常用词为“故曰”，在“悍者为邻”中结尾写到“故曰：‘物之几者，非所靡也’”⑳直接点出事情一旦有一点危险的苗头就可能还会继续蔓延下去。“子西钓名”中最后也用“故曰：‘直于行者曲于欲’”㉑直接明白显豁地讲出道理。有时也会用“此鄙谚所谓”“鄙谚曰”等提示语点出主旨，“管仲鲍叔相谓”中结尾用“此鄙谚所谓‘虏自卖裘而不售，士自誉辩而不信’”㉒更深层次的体现出相互合作、帮扶的重要性。另一种是没有明显的提示词而在人物对话的结尾或寓言的结尾一句话直接写出寓意。“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结尾在惠子的话语后直接写出情势是会影响才能的显现的这一道理。“鲁哀公问仲尼《春秋》之记”中结尾处在孔子的话语中表明大自然失了常规草木就会视它的准则为无物，如果国君失了权势和威仪，臣子和百姓也会像草木一样，揭示君主必须要保持威严的原因。3、描写大胆泼辣，坦率直言作者在寓言中对人物的言行、心态的描写入木三分，作者不在乎维护尧舜禹等先圣、孔子等贤者或是魏惠王等一国之君的高大圣洁的形象，而是对事态发展进行大胆描绘，让圣人跌下神坛变得与芸芸众生一样拥有爱恨嗔怒痴怨，除去光鲜亮丽的外衣使其更加真实。作者对事情的见解也十分狠辣独到并且毫不遮掩、坦率地表达出来。在“齐国好厚葬”中作者通过过管仲之口直述人所追求的非名即利，将人的利己、重23

14欲的一面光明正大地直接摊开。而“故不必得也，则虽辜磔，窃金不止；知必死，则有天下不为也”㉓一句话将去丽水偷金者的侥幸心理暴露无遗。“富有涯乎”中以水有涯反衬人不能管控自己的满意度所以对富足的界定就没有边际，表达出了人的欲望和贪婪的无止无尽。（二）人物形象由于《韩非子》寓言大量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基本都是以人物为主，所以寓言中包含了千姿百态、情状各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通常都是在人物之间的交流对话、人物个性化的言行举止以及人物微妙的心理描写中得以塑造。作者在一些简单的叙述中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这使得叙述更加微妙，与此同时，故事中的人物塑造也更加真实细致。寓言中的人物性格大多都是单纯鲜明的，作者对其性格的刻画十分生动逼真。虽然一些人物形象略显单薄，缺乏了一定的立体感，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单一才能使得这些人物的某一方面的个性更鲜明突出，人物性格深刻细腻的一面也由此刻画。一些人物在性格诙谐的同时又深谙人情世故，在“靖郭君将城薛”中，客人小跑着对靖郭君说了一句“海大鱼”随后转身就走，这一形象十分富有喜剧效果，但就是这样一个喜剧性的人物却深刻地明白人贵知足的道理，更懂得如何权衡利弊得失。韩非在其寓言中一共塑造了三类人物形象，分别是愚者、谋士、智者。1、愚者形象韩非寓言讽刺依循守旧的愚昧之徒，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愚者形象，这类人常用“宋人”、“卫人”、“郑人”进行代指，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姓名。他们大多都是普通人，但其身份各异，有商人、酒家、囚犯，也有妻子、子女、邻居等等。他们身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愚昧无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食古不化、自以为是，分不清主次，同时又有严重的利己心理，重视金钱、利益，有时还会无端的猜忌他人。在“郑人有一子”中，其子说如果不将坏了的墙修好就会有人来行窃，他家的邻居也这样说，但当真的丢失了东西之后他却无端的怀疑他的邻居。“卜妻为裤”中卜妻没有理解卜子想要将新的裤子做的和旧裤子一样的真正意思，于是将新裤子弄的和旧裤子一样坏。“卜妻失鳖”中卜妻以为鳖口渴将鳖放入了颖河中，结果鳖跑了23

15。“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都是因为刻板、呆滞、不懂变通而贻笑大方。这些愚人的呆板行为为其形象增添了一些喜剧性效果，他们傻到令人发笑的地步。2、谋士形象韩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他的寓言中渗透着浓厚的法家意识，崇尚权谋，提倡机辩是其鲜明特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寓言中塑造了一批机诈的谋士形象。他们擅长谋略、善用机辩和反驳，且多是以谋臣的身份出现，极少部分是以宾客或其他人物身份出场。在他们身上突出的是“谋”这一特点，他们为君主答疑解难，为君主管理国家、治理百姓提供相应的策略或建议。在此过程中，体现的是他们思想中的“法”的一面，以及权谋狡诈的一面，他们提出的看法多是有关治国理政方面的。如“鲁人烧积泽”中，孔子为鲁哀公解答没有人去救火是因为追赶动物既快乐又没有处罚，救火辛苦还没有奖赏，于是建议不救火的人与逃兵同罪，追动物的人与擅闯禁地的人同罪，火一会就被扑灭了。“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中，中射之士通过巧辩为自己开脱了罪责，谋求了生路，这反映了士善于论辩的一面。此外，还有如樛留、任章、任妄、杨朱、文种、卜皮、晏婴、惠子、孔子、管仲、鲍叔牙、伍子胥、田成子等等一批谋士形象。3、智者形象寓言中塑造了一小批智者形象，但其人数不多，他们多是身为君主如晋文公、齐桓公、秦昭王等，或是学者如孔子、惠子等，亦或是谋臣策士如公孙衍、臧孙子、中行文子等人。总的来说，这些智者都处于国家的中上层阶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知识水平也相对较高。他们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张和见解，看待事物能发现其潜藏的本质。在他们身上突出的是“智”这一特点，他们提出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对事物的精辟认识，体现他们敏捷的思维以及不易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特点。他们大多是在一些为人处世、生活现象、人物言行等方面展现自己的聪慧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小部分谋士身上也体现着智者的特点，主要区别在他们的某一见解所针对的对象是否有关政治。智者形象较谋士更为广泛，谋士仅仅是为君主治理国家出谋划策的帮手，而智者的身份相对多样。在“晋中行文子出亡”中，中行文子看透了啬夫为获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而不惜助长他人过错的利己本质于是毫不犹豫的离去，保全了自身，体现了他敏锐的觉察度和聪慧的一面。（三）语言技巧23

16在《韩非子》的寓言中作者对人物的行为、语言下意识地进行了刻画，同时注重人物语言的特征和简洁性，不同阶层的人其语言特征也各不相同，正因如此，许多故事才能将其隐含的深层意思展示出来。人物语言体现了人物性格特点并且引人深思，更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使情节层层推进。人物的言行刻画，未必有什么历史依据，有时仅仅是作者根据形象化的原则随意生发推演出来的。虽然仅仅是俏皮话语却也暗藏哲理，即使是只言片语也写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具有言简意赅、余味无穷之妙。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了韩非高度的语言驾驭能力，展现出了韩非语言的概括力和表现力。“郑君问郑昭”中，郑昭用太子还没有出生这一句话既犀利又深刻的揭示了郑君好色的特性，话语巧妙的同时也诙谐幽默。“齐桓公好服紫”中管仲建议齐桓公如果想杜绝全国人皆好紫这一现象，就要在有近侍穿紫衣进见的时候说自己讨厌紫衣的味道。仅“恶”和“臭”两个字就以委婉的方式改变了全国人对紫衣的盲目追求，在深层意思里也体现了齐桓公对未染色的素衣的提倡，最重要的目的是掩盖君主的真实喜好。（四）叙事结构《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一般都是一个故事为一自然段，极个别的是两自然段为一个故事。虽然一些故事极其简短，情节结构并没有像后世的小说一样有完整的头、身、尾，但其艺术构思起伏跌宕，富有戏剧性冲突。一些寓言在故事开始就设置悬念，开门见山地揭示出尖锐的矛盾纠葛，一下子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其后的情节进展过程中，又波澜起伏，跌宕生姿，突出了《韩非子》寓言时起时伏、急缓相间的构思艺术。除此之外，一部分寓言还具有一些相似的结构，一般都是在寓言开始时先简述故事的起因，这时主要人物相继出场，出场的人物一般都数量较少且性格简单，紧接着由单个人物的语言或人物之间的对话交流展开故事的情节发展，在故事情节中饱含深意，最后在寓言的结尾处对故事进行总结，突出其中所蕴含的道理或者直接点出寓意。在“靖郭君将城薛”中，故事一开始就描述了起因即靖郭君要在薛地筑城，人物靖郭君出场，客也随即出场，提出如果自己说的话超过三个字就愿被煮死这一提议，氛围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客进言“海大鱼”，引起了靖郭君的兴趣也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23

17客随即要走，君赶忙挽留，然后客就向君讲了如果失去齐国就算占有了薛城对君是赔本的买卖这一道理。“客有为周君画策者”中，也是先讲述起因，有客为周君画竹筒，随后展开情节，画了三年的竹筒与用漆漆过的竹筒形状一样，于是周君很愤怒，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客赶紧进行解释，然后国君发现了竹筒的精巧之处又开心了起来，结尾点出画过的竹筒与没有漆过的竹筒在功用方面是一样的。六、《韩非子》寓言的创作缘由（一）社会原因春秋战国的乱世背景为新阶级的崛起、新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各国想要富国强兵必须拥有大批的人才，而对人才的选择标准有二：一为实际操作能力，如领兵打仗等。二为思想理论构建的能力，如提出的主张是否能为国效力具有实用性或思想是否独特新颖。各国有需求，社会有供应，但如何让自己符合需求，让自己的学说被接纳就需要一些方法。这时寓言应运而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原因：1、时代风气使然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火纷飞，随着贵族阶级的没落，新的“士”阶层开始兴起，而士则是寓言创作的主体。首先。士在周游列国、游说君王的时候，为了能将自己的思想推广出去，增强自己的言论让他人信服的效果,便会对远古神话、历史故事或一些街谈巷说进行改编，将自己的思想寓于其中以增加趣味，让干巴巴的言论更生动。此外，这也与当时“语言程度尚低,抽象之词亦少。专供哲学用之语,更几于绝无。欲说高深之理,必须取譬于实事实物而眼前事物,欲以说明高深之理,极难。”㉔有很大关系。其次，君主是强权的象征，他掌握着生杀大权，士在向王进言的时候一定是小心谨慎、察言观色的，空谈大道理的话无法引起君主的兴趣时就需要迎合君主喜好，用具有悬念、层层展开并且精巧构思过的故事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让君主注意到自己的观点主张，寓言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诸子的一些新颖想法在当时还是不容易被理解的，而寓言可以使这些观点通俗化，同时在游说君王时寓言还可以作为一个保护罩，为自身的安全提供一点保障。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之风盛行，诸子百家为了阐述、发扬自家学说、理23

18论，扩大影响力，与其他学派的士相互论辩，若能驳倒对方或通过论辩让对手心悦诚服，就能让本门学说的发扬更为有利，同时也能让本门学说在诸子百家中树立威望，站稳脚跟，更为本门学者增加了底气。因此，他们必须让自己在论辩中的言论和讲述更生动化、更打动人心。正如方勇在《卮言录》中所说“其时士流活跃于各诸侯国之政治舞台,游说争鸣,著书立说,往往借助民间之寓言故事说明自己观点与主张,以增强说服力,此为一代之风气也。”㉕可以说，游说之风和论辩之风为寓言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也正因如此，士都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游说或论辩，所以其所创作出的寓言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和实用性。无论取材于何的寓言都是在为诸子的学说、思想、主张、观点服务，他们创作寓言之始就是因为现实的需要。寓言是他们在游说、论辩中运用的一种语言艺术和增值工具。另外，士在与对手进行论辩竞争的时候，运用譬喻将自己的想法用其他事物间接地表达出来，既生动又含蓄，这不仅体现了自己的表达技巧也体现了自己巧妙的心思。士在运用譬喻、创作寓言的同时要结合方方面面的知识以及自己的见识，所以这还能体现自己的学识渊博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士在辩论中对譬喻和寓言的运用逐渐形成了“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㉖的特点,这使他们的言论不仅包含道理还独具趣味，令对手在领悟寓意后对自己采用的方法和奇巧心思所折服，这其中还带有逞才、游戏文学的影子。总之，游说、论辩的时代风气盛行，促使寓言产生并广泛地流传开来，可见寓言的运用是时代的需要。2、接受对象的制约春秋战国因为诸侯割据、倾轧，在思想控制上出现了松弛，这为思想大爆发以及诸子百家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都在社会上奔走、演说，尽己所能地传播自家的思想主张。诸子学说的接受对象可分为三类，一君主，二贵族和知识分子，三一般百姓。而这三者无一不需要运用寓言，游说君主需要使用寓言，主要是因为寓言的委婉含蓄性，具体原因上已说明，不再赘述。贵族和知识分子其中也包含着除本学派之外的其他士人，这一批人具备一定的知识涵养，所以是一些学派选择门人的后备军和拉拢对象，对他们进行宣传、演讲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认可、信服本学派的主张、观点，这与上述士在论辩时采用寓言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这里宣传者与被宣传者都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双方旗鼓相当，因此要说服对方必须采取一些独特23

19的方法和技巧而且还要展现出自己具有能让对方认可的能力，这时他们就开始运用譬喻并将其逐步发展，将自己的思想独具匠心地包装起来。对贵族、知识分子阐述自己的学说时使用寓言主要是为增加自己的说服力、体现自己更高超的表达技巧和自己所了解的丰富知识即为了逞才。此外，为使自己的学说流传更广，必须争取广大的普通百姓，但是他们没有知识基础也不识字，如何将深奥的观点传播给他们就极具挑战性，运用寓言将道理进行同义替换使其更生动、易理解，同时联系生活进行说明，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的学说通俗易懂极大地方便了传播。在对一般百姓进行宣传的时候使用寓言主要是因为寓言的生动性和通俗性。（二）文学审美的必然要求“寓言”这一文体从产生到韩非子时期已经逐步地成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寓言的起点是譬喻，而譬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它仅仅是拥有一些能够发展形成寓言的基础特质，可以说它是寓言的雏形，但相比较而言使用譬喻比运用寓言要方便简洁，不用费更多的精力。其实，譬喻、隐语、寓言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具有寓意或旨意。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正处于譬喻向寓言发展的过渡期，其中的譬喻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寓言”文体所具有的特点，但仍具有模糊性、不明确性。与此同时，作者还没有发现自身譬喻的变化也还没有开始有意识地对它进行更广泛地运用、更精细地雕琢。如《楚灵王好细腰》等，虽然作者对一些事件进行了叙述但并没有进行更深入地描写，没有将其扩展开来加入生动的情节。《孟子》中的一些譬喻已经转为较为精简的寓言，如《拔苗助长》等，有少量的寓言已经有了一些小说的风采，它迈出了寓言向小说靠近的步伐，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等，其中出现了一些情节，同时其中的描写也逐渐细腻。《荀子》中的寓言较少，且其叙事繁复、致密，有明显的语录体痕迹。同时，作者直接点明寓意,这使寓言的暗示性、朦胧性被损坏。《庄子》的寓言是为宣传其哲学思想，常常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说明，同时他在创作寓言的时候又有游戏的一面，运行一系列的寓言在逞才的同时造就一种急迫又磅礴气势，让对方哑口无言、无还手之力。同时又有浪漫的色彩和随性的一面，他的寓言多瑰丽神奇，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在平凡的现象中发现深意。庄子寓言的虚构性描写和想象力对其后的寓言创作提供了借鉴。“寓言”这一文体从譬喻中产生，又23

20渐渐地发展出了自身特色，从而自立门户。在先秦诸子中寓言的占比越来越多，终于在《韩非子》中出现了大量被编辑整理后专辑化了的寓言，这是“寓言”文体自身发展的结果。除此之外，在韩非子之前，孟子、庄子、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加入了寓言的成分，他们为《韩非子》寓言的产生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正是因为这些文学积淀的产生，《韩非子》寓言才能在广泛地吸收借鉴后将先秦寓言发展成熟并推上巅峰。《韩非子》寓言中将大量的历史故事、史实进行虚构和改编，类似于后世历史小说的“三实七虚”的创作方法，是源自《庄子》寓言所展示的强大想象力和虚构力。《韩非子》寓言中情节的设置、描写的细腻化以及人物的丰富性都受到《孟子》寓言的启发。（三）作者的感情倾向韩非子的著作主要是在于阐述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他的论题多是像：如何推行法治、法的内容、君主的职责、臣子的职责、君主如何驾驭臣子、执法的条件、宣扬权术的好处等等，这一类比较容易让人觉得枯燥、无聊、乏味的内容。“法”本就是一个比较严肃、庄重的话题，如果仅仅是简单地进行论证说明就容易陷入空谈大话的境地，也会使韩非的主张成为苍白无力的说教，且“法”对大部分人而言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众人对“法”是仰视的，也没有对“法”形成确切的认识。为拉近距离感、增强韩非言论的趣味性，韩非必须要选择一种更有力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思想生动化。譬喻太过浅显，已经不能满足韩非丰富而又厚重的思想的需要，这时寓言就成为了最合适的工具。寓言可以使他的思想表达的更生动、具体，在增强其观点说服力的同时使其主张中所蕴含的智慧爆发出来。寓言的运用还为韩非论证范围的延展提供了辅助作用，同时也使其表述出的言论更具感染力。另外，韩非的法家思想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而寓言正好可以满足这两点现实需要，可谓是相得益彰。例如韩非在讲解君主要运用法术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让他人理解通过治吏不治民、不躬小事而通过权术统御天下的道理时，用了《造父御车》的故事，父子几人驾车，马受惊不走，有人牵马，有人推车，但并没有什么效果，这时造父因为懂得御车之道很轻松的就让马前行了。作者将国家比作车，官吏比作马，而君主则是驾车的人，君主想让国家前进不能自己下去推车而应该懂得驾驭官吏的方法，让马带动车。这样一个故事将23

21御马之术与治国之术合一，从简单的小事中表达出如何管理国家的深层道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贴近生活。七、《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及文学史地位（一）大量成语、熟语的产生伴随着《韩非子》寓言故事的流传，产生了很多成语和常用的熟语，这些词语的含义与其背后的寓言故事的寓意、主旨基本相同。“守株待兔”在于批判那些不知变通，死守教条的思想方法和狭隘的个人经验。“郑人买履”在于告诫世人接人待物、为人处世时需要懂得灵活变通，不要迂腐的死守惯例，注重客观和现实，不能脱离现实。“买椟还珠”在于讽刺那些计较不太相关且细枝末节东西，以致掩盖本质的人，告诫世人应该多注重内在而不是外表，在做事时要懂得区分本末和主次。“三人成虎”用来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三虱争讼”提醒世人不要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而忘掉维护共同的根本利益。“老马识途”“寻蚁求水”都用以比喻阅历多的人富有经验，熟悉情况，能起到引导作用。“卜妻为裤”用来讽刺和形容那些头脑固化，不灵活的人。韩非寓言所孕育出的这些成语、熟语为人们的语言表达增添了独特的风味。（二）“寓言”文体发展的里程碑公木先生曾说：“正是由于诸子百家的功力，才使先秦寓言形成书面文学，并焕发出奇光异彩，成为中国寓言文学的鼻祖”㉗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都涉及寓言，如《战国策》《吕氏春秋》《列子》《庄子》等，尤其是《庄子》中出现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神奇浪漫的寓言故事，但这时的寓言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它还仅仅作为议论说明的一部分，是作者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一种工具，是说理文、议论文的附属产品。而《韩非子》中的寓言则与这些典籍里的寓言都不同，内外《储说》、《说林》等部分中的篇章虽可看作说理文，但整体而言它们都是寓言专集，作者将所创作的寓言汇聚在一起，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个寓言群体，作者对《储说》中的寓言23

22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分“经”和“说”两个部分，“经”相当于论点而“说”则相当于论据，在“经”的引导下在与其相对应的“说”中集中整理了同一门类的寓言故事并为“经”服务。韩非不再将寓言置于一篇文章之中作为文章的一个零部件，而是将一个又一个各自独立的寓言收集进一个专集里，这是与众不同的、飞跃性的改变。（三）对后世小说的影响《韩非子》中的一些寓言故事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有时作者会添加进一些虚构性的因素以增加故事的生动性，这一举动开创了后世艺术虚构的先河。作者采取了拟人、夸张等虚构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具特色的同时也使故事中的情节和细节更为精细，这种有意识的虚构方法给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思路。同时，作者这种根据自我需要将真实史料中的人物、情节或删或减或改编、重塑，使之不再是单纯的史实而具有寓言或小说因素的方法对后世历史小说产生了影响，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韩非子》中的一些寓言专集产生以后，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说体”文，这为《世说》、《说苑》、《小说》之类的作品奠定了基础。究其源头便是“说林”、“储说”，“说”在其组成部分如历史传说、轶闻故事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而这些传说、故事等素材与叙述性文学关联性较大，因此也就对唐传奇、小说等文体产生影响。此外，单看这些作品的题目也可发现其关联性，它们都有“说”字，且“林”、“苑”等字眼都有荟萃、集中之所的意思，从命名上可见其与《韩非子》中《说林》的关联。此外，韩非子在寓言中通过诙谐的语言、大胆的剖析以及坦率的展示等方式对故事中作者所不屑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讽刺，这种塑造方式对后世讽刺小说例如《儒林外史》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八、结语23

23《韩非子》寓言在先秦寓言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韩非子》中提出了法家的政治思想以及“法、术、势”的理论体系，而《韩非子》寓言则具有深刻的情节、独具特色的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精辟的内涵、峻切的气势、变化的文风，虽然取材平实，但包含着作者心中的万千思绪，通过别样的构思、入木三分的阐述犀利地表达了出来，让寓言这一种文体摆脱了说理文、论辩文的附属身份，真正地独立了出来。《韩非子》寓言中产生的大量成语、熟语、典故等仍然再被当今的人们广泛地使用。作者对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在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心理以及细节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刻画，对故事悬念的设置以及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的安排也具有独特的创新意义，借鉴历史故事、取材民间传说的创作方法，这些都为后世小说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养料，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注文①公木.先秦寓言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4:12-135②白本松.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239-284③凝溪.中国寓言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2④刘淮城.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22⑤靖林.庄子释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548-549⑥靖林.庄子释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658⑦辞源修订组编.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4⑧朱自清.朱自清讲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161-162⑨许慎撰、思履主编.说文解字详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203⑩许慎撰、思履主编.说文解字详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66⑪夏征农.辞海（缩印本）[M].北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159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415⑬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⑭白本松.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4⑮英国柯林斯公司编、姚乃强等审译.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67⑯霍恩比著、王玉章等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13⑰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323

24⑱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147⑲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173⑳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3㉑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3㉒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276㉓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333㉔吕思勉.经子题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6-117㉕方勇.卮言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41㉖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91㉗公木.先秦寓言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4:180参考文献[1]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3]公木.先秦寓言概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4.[4]白本松.先秦寓言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5]凝溪.中国寓言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6]刘淮城.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7]徐卉.试论《韩非子》寓言中的动植物世界[J].语文知识,2012(04):91-93.[8]高晶.《庄子》和《韩非子》寓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J].文学教育(上),2013(02):88-89.[9]于亚飞.庄子与韩非子寓言艺术特色比较[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31(08):24-28.[10]孙艳秋.《庄子》和《韩非子》寓言的不同特色[J].河南社会科学,2008(03):108-110.[11]王文凯.《韩非子》寓言的表现力[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8(02):40-42.[12]陈龙.比较《庄子》《韩非子》寓言[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7(12):43-51.[13]李继珍.庄、韩寓言与战国中、末期寓言的发展[J].学术交流,2004(06):146-148.[14]陈德长.《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J].重庆师专学报,1994(02):67-70.[15]谭家健.《韩非子》寓言故事的特色[J].河北学刊,1986(01):76-80.[16]宋兴昌、朱卫国.《韩非子》寓言的取材及成因[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0,8(02):69-71.[17]蒋振江.《韩非子》“说林”、“储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18]沈芳.《韩非子》寓言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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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致谢大学的光阴就这样转瞬即逝，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从身边的老师、室友、同学身上都获益良多。回顾大学生活，虽然也留有遗憾但也还算充实。完成毕业论文的这一刻虽然好像没有了压力，但也好像没有了归属，五味杂陈。在此真心地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志阳老师，志阳老师从一开始的论文选题到最后的论文定稿都事无巨细地指导我帮助我，每一次的评语都很细致。无论是论文的框架、构思还是语言的表达、字句的斟酌，志阳老师都一丝不苟地进行审阅然后指出问题所在。正是在志阳老师的引导帮助下，我才能圆满地完成我的毕业论文。同时也很感谢所有教授过我知识的老师，他们都认真严谨、和蔼可亲，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全心全意地给予我们帮助。在此对他们表达诚挚地感谢，愿他们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其次，我还要感谢和我在大学四年中朝夕相处的五位室友，感谢你们的包容、帮助和鼓励让远在他乡的我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虽然我们也有吵闹但更多的是真心地相待，愿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正因为我的后方有你们所以我才敢向更远的地方探索，谢谢你们一直以来默默无闻的爱，我将怀揣着这份爱更努力地前行。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