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转型及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构想(1)

《国际体系转型及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构想(1)》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国际体系转型与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构想(1)冷战的终结导致国际政治中全球性要素影响力的下降，地区动力左右国际和国内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东北亚是世界上总体经济实力和经济互补性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最富活力的一个地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胶合制约，导致实况中的东北亚国家间关系十分微妙，一直以来缺失一个稳定的区域协力组织，难以形成地域集团优势。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北亚国家经济潜力的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构建符合时代精神和特质的地区新秩序成为了东北亚国家必须应对的一项紧

2、迫课题。　　　　一、体系转型中的东北亚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环境和社会情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形成的赖以维系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诸多条件已然产生巨大变迁，新的条件尚处于建构和整合阶段。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说，东亚地区并不缺乏经济、政治以及安全方面的多边制度形式，既有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又有泛亚太多边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尽管这些组织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就东北亚地区而言，前者力量过于薄弱，后两者则过于宽泛，均难以有效发挥专注于地区事

3、务的制度功能。从时代要求的客观必要性而言，东北亚地区正处于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时期。　　1．冷战遗留的僵化结构已然失去了解决东北亚复杂问题的实际效力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反恐战争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安全困境的强度不断增大，军备竞赛的风险不断增强。美国依然固守“冷战思维”，继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将西太平洋作为其全球战略调整和军事基地整并的重点区域，妄图借美日同盟主导东北亚事务，成为恶化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严重因素。　　作为冷战遗产一部分的朝鲜核问题的反复发作，很大程度上

4、是美国强权战略与朝鲜国家生存战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美朝之间始终存在安全困境的实际情况。这种社会情势非但未因冷战的结束和克林顿时期美朝关系的短暂改善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在政治心理上加重了两个国家的负担程度。朝鲜核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效应是，美朝之间的安全困境扩散到了整个东北亚地区，泛化了其他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疑虑和担忧，加强军备力量成为了一些国家所谓的“理性选择”。由于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专门的常设性区域安全机构，而只存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军事同盟，持续恶化的安全环境与安全态势

5、增加了导致严重的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性，且军备竞赛的强度和进度很难得以有效控制。　　2．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构建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框架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明显上升。近年来，东北亚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由于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种族冲突等引起的紧张、动乱和冲突不断，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势头难以遏止，生态环境破坏、疾病流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上通道安全、海盗等问题日益严重。非传统安全问题构成的

6、威胁是国际性的，它突破了单纯的国家安全范畴，具有影响的相互性和危害的连带性等特征，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传统的军事同盟也无法有效应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是进行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非传统安全一般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交流与合作相对容易实现。东北亚国家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多边合作已然起步，前景十分广阔。这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递进了它们在地区性集体身份上的认同强度，同时也成为促进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和巨大动力，从而使构建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框架成为可能。　　3．中日韩为主体

7、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与功能性亟待加强　　目前，中日韩三国学界均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韩国学者提出成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签署东北亚投资合作协议的构想，但在地理范围上只限于中日韩三国。日本学者侧重金融领域的合作，提出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亚洲货币基金(AMF)，成员涉及日本、中国、东盟等国家。中国提出了一揽子计划：金融领域，中日韩合资组建东北亚银行，在环渤海地区组建渤海银行；贸易领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利益偏好的差异使三国学界的关注领域各有侧重，但不约而同地强调

8、了成立一个多边性质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十分必要。增进和活化在政治及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对话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内在功能。不断加速的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有利于东北亚国家间“共有理念”(sharebeliefs)的培育和型塑，这种经济上的互动和谐与相互依赖会“外溢”(spillover)扩散至政治与安全领域，并为“高级政治”(highpolitics)问题的解决提供渠道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