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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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变化同样的生命苦难不同的人生选择 一一论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叙事的变化 　　余华在90年代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分别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以及《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作品与他之前的作品相比，在叙事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余华不再单纯的追求形式上的与众不同，而是将形式纳入意义之中，使叙事方式成为作品意蕴构成的一部分。在对作品形式创新的追求上，更注意作品形式在传达精神内涵上的作用，在先锋与传统间找到了新的契合点。以越来越简单朴素的形式，平易近人的语言形态，抒发对生命苦难的悲悯情怀。余华在叙事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叙述话语从冷漠走向温情

2、：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转变；叙事结构的变化。本文拟以他90年代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例，从以上三个方面探究余华小说变化的轨迹。 一、叙述话语从冷漠走向温情 　　在余华80年代的创作中，他以极端冷静客观的叙述，呈现了一个散发着浓郁血腥气息，笼罩着无边苦难的冷酷世界。如《十八岁出门远行》讲述了一个—十八岁少年的第一次远行经历，“我”遇到的都是恶人，当“我”为保护他人的苹果被打到时，苹果的主人不仅袖手旁观，还哈哈大笑的欣赏“我”与强盗的争斗。 　　少年的眼中看到的都是人性的丑陋与罪恶，而看不到光明与美好。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先前的纯客观地冷漠叙述里，多了充满温情的人性

3、发现与揭示。在《在细雨中呼喊》回顾性的叙述，叙述话语的基本格式是“至今还记得”，“现在回想起来”等等，用这些回忆性的开头来引出小说的内容或站在今天的角度分析往事的因果，或抒发叙述着山某事引发的感慨，或对童年阴影与自我性格成长的反思。如第二章第一节中写“我”与苏宇的交往，山于缺乏家庭温暖，“我”对苏宇一向很羡慕。因为从在外人看来，苏宇—…家相亲相爱，他的父母知书达礼， 　　和蔼可亲。可是后来苏宇对“我”说他有一次深夜做恶梦，哭醒后却被母亲狠狠训斥。小说中写道： 　　“独自回想这些时，我才逐渐看到敏感的苏宇，从童年起就幸福和绝望这两个事实纠缠不清了。”… 　　在现在时

4、态的“独自回想”中，作者感叹的是人间温情的难得。作者在其他一些情节中出正面构建起某种意义，肯定一些情意，温暖自己也温暖别人。如“我”与刘小青国庆的纯真友谊，鲁鲁对母亲的依恋，国庆对邻居老太太的保护等等。一贯冷静的余华在描写他们时表现出对他们不幸命运的同情，对他们执着韧性的肯定，对他们在尘命苦难中户智慧、从容、懂事的性格的赞赏，给人以温暖与鼓励。 　　余华在《活着》的自序中说：“活着”在我们：：卜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臼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活着》的叙事感情平和自然，

5、面对亲人的相继死亡，作者以温情悲凉的语调重复亲人的离去： 　　“家珍像睡着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 　　如此平静的叙述，余华还原了死亡的本来形式，剥离了传统意义上政治和情感的内涵，突现了生命本体的意义。 　　这种用温暖代替冷酷的叙述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多处体现。如许三观知道一乐不是他亲生的儿子依然视为己出；许三观反复用“做人要有良心”的朴素道理劝说一乐为何小勇喊魂；还有许三观一路卖血去上海，遇到的好心人。这些温情的话语和场景多次出现，不仅让读者看到普通人许三观的博爱仁义的高尚品格，更是让我们明白，在自己的生活中应该有怎样的精神追求。

6、二、人物叙述人主体性向人物主体性转变 　　余华早期作品中人物都是作为一个符号，听从作者任意的安排来表达他的意愿。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余华的叙事目的为塑造 　　鲜活的服务，把描写对象从符号化的人转向实体性的人，通过创造的人物来展现自己对苦难生命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叙事人称、视角的转变。 　　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余华放弃了之前一贯采用的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而是选用第——人私；回顾性视角与第三人称叙述交替进行，作者与叙述者分离，放弃了叙述的权利，退隐到“聆听者

7、”的位置，孙光林、福贵、许三观是小说真正的主人，他们按自己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生活，用自己的话语叙述经历，表达感情。 　　《在细雨中呼喊》以“记忆的逻辑”组织结构，时间是过去与现在交织的，与此对应，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为主的叙述方式，这样“我”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又是一个被抛弃的孤独．的孩子，于是“我”所经历的事在不同的我眼中就有了变化，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与《在细雨中呼喊》相比，《活着》的叙述模式更为清晰，《活着》采用双层叙事模式，即表层是收集民歌的“我”，里层是“我”碰到的老人福贵——讲述故事的“我”。故事表层“我”——倾：

8、听者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