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及近代文论疑难问题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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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及近代文论疑难问题答问一、明代文论疑难问题答问　　1．试述谢榛情景说的内容。　　情景是谢榛《四溟诗话》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诗乃模写性情之具”，因而“作诗本乎情景”，而情与景又要“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同样的景物，主体（作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感——情，所以他说：“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他主张诗歌内在的情感要深长，外在的景物要远大。　　既然情与景又要“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则二者就应该互相融合。怎样才能融合呢？这就取决于“情景适会”。所谓“情景适会”，应该就是诗人诗人的“情”恰好

2、要某种“景”来抒发，而那种“景”也恰能表现诗人的“情”，彼此互为依靠，互为表里，非此无彼，无可替代。这种“适会”是在是在客体触发主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状态里，主体“思入杳冥”、“无我无物”，进入“虚静”和“物化”的精神状态，主客体之间达到了完全的融合统一。　　谢榛的情景说实际上对诗歌的意境论作了一种说明，对以后的意境论有所影响。　　2．怎样理解谢榛的诗歌体、志、气、韵四要素的说法？　　谢榛《四溟诗话》引《馀师录》说：“文不可无者有四：曰体、曰志、曰气、曰韵。”并且说“作诗亦然”，提出了诗歌有体、志、气、韵四要素说。四者中，志指情志，属

3、于内容方面；体指体格，属于形式体制方面；而气指雄浑之气、韵指隽永之韵，则专门是就审美风格而言。他主张“体贵正大，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并且认为“四者之本，非养无以发其真，非悟无以发其妙”。可见谢榛对内容风格和形式体制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而且要能在诗歌创作中体现这“四要素”，一定既要高修养锻炼又要靠悟性，这就把主要是先天的“悟”和后天的学养结合起来了，这无以具有积极的意义，也是符合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形的。　　3.试说明李贽的“童心”说内涵及其在当时的现实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　　“童心”说是李贽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天下

4、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因此，所谓童心，即童子之心，即不含一丝一毫虚假的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教条）熏染的心。并且认为，童心不仅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评价一切作品的首要价值标准。只要有童心，“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贽生活的明代后期正是前后七子复古模拟之风盛行的时候，复

5、古派强调复古模拟，不能表达作家的真实思想感情，李贽提倡童心正与复古派的理论观点相对立，起到了反对复古模拟风气的作用。　　李贽的“童心”说成为稍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直接理论源头，也间接地影响了清代袁枚的“性灵”说。　　4.李贽认为《水浒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　　《水浒传》当时被认为是一部通俗小说，一直受到正统文人的轻视和排斥。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为也。”指出《水浒传》的创作动机是“发愤”。将之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联系起来。从创作动机的角度把《水浒传》与正统诗文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　　李贽认为《水浒

6、传》是“发愤之所作”，作者创作《水浒传》有着与司马迁创作史记一样严肃的的意旨——“发愤”。所发之愤，一是对“宋室不竞”、“二帝北狩”之愤；二是对南宋苟安、屈膝外族之愤。　　总之，李贽旨在强调，《水浒传》虽然是一部通俗小说，但其创作意旨与正统诗文一样是极其严肃的，所以也应当具有与正统诗文一样的地位。　　5.试析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内涵。　　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看法见于他的《序小修诗》。他大声疾呼的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性灵”说。明代弘治、嘉靖年间，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自西京，

7、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提出了复古的诗文主张，整个文坛笼罩着剿袭摹拟的风气，袁宏道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提出“性灵”说与之相抗的。袁宏道的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情，亦即李贽的所谓童心、真心。袁宏道认为，诗歌应当从自己的胸臆中自然流露出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而不应当剿袭、摹拟古人成规、格套。“性灵”的唯一规定就是真，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物真则贵，文亦如此。袁宏道和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对后来袁枚、王国维等人的诗歌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6．试评述袁宏道的诗歌发展观。袁宏道的另一诗歌主张是变。袁宏道在《与丘长孺书》里说：“大抵物

8、贵则真，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在袁宏道看来，变有两层意思：一是从主体（作家）方面言。因为要讲“性灵”，要讲真，，必然就要变，否则诗歌创作就会千人一面。而是时代变化，诗歌亦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