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的民间社会——对黔东南侗乡自治传统和寨老制度复苏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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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中以确保私有民权来抗衡皇权和教权为特征的概念被引入中国，有三个比较常见的译名，即“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这些概念被提出并被反复争论实际上回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困惑和知识分子的焦灼思考。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会引起共鸣。第一，对于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警惕。曾经渴求大救星的中国老百姓，当带着大盖帽的人肆无忌惮冲进自己家里搜查黄碟，才回过神来，谁都不愿意生活在一个“老大哥”的目光无所不在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实的不满，引发对历史的重温。如余英时的观点最俱代表：“实际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只能下伸到县一级而至，县以下皇权

3、便鞭长莫及，基本上是民间自治。因此才流传着"天高皇帝远"这一句谚语。此中最大的关键是民间社会的存在——人民拥有自己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保留了一点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间。这正是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赋《归去来辞》的基本条件。”第二，对于社会自组织能力衰退的忧虑。随着国家机器的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自上而下的发挥了社会组织的动员的作用。显示出很强的排他性，民间有组织地去主张不同的社会利益以及任何结党的努力，从来都受到政府的压制和打击。国家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将具体的人民剥夺殆尽，结果是社会的日益萎缩，民众日益呈现出原子化的松

4、散特点，随着“人民”、“群众”一类概念进入到日常政治论说的核心，“民”和“民间”等概念则被推到边缘，民间自组织能力为国家权力所吞噬，国家成了整个社会的保姆，全部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化，整个社会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窒息了社会的活力。这样的危害在萨达姆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表现的尤为典型，当一个强势政府一旦遭遇危机，整个社会的秩序就全部瓦解，盗匪横行，呈现出几乎不可治理的状态。第三，对乡土中国重建的困惑。特别在三农问题的背景下，民间社会缺失造成的问题被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一些学者比如于建嵘先生在进行田野考察的时候，看到一些地区，

5、一方面农民遭受当地地痞、恶霸甚至黑化的基层组织的欺压，另一方面却毫无组织起来反抗的能力和意识，甚至这些地方的农民已经丧失了社区和公共意识，垃圾乱倒，乱砍集体林木，该服从规则的时候蛮不讲理，该挺身而出的时候袖手旁观。对这种状况，让人即觉得同情又觉得可悲。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秩序，只有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力量，一方面引入强势的人物出面挑头，这些人可以用拳头和语言暴力来压服不合作，但这在确保秩序的同时，往往“赶走小地痞，培养大流氓”，在未来造成进一步的治理困境。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Duara)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

6、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一方面理论上为民间自治鼓与呼，一方面在现实中又对中央集权一旦放松后地方宗族势力兴起，黑恶势力横行等“有自无治”的伴随现象而忧虑，成为了最有代表性的矛盾心态，而这些对于农村问题的困惑常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结合在一起。比如解放后的新政权秉承“支部建在连上”的理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彻底打倒了原先维持农村秩序的乡土精英，并成功的培养了一批新政权的代理人，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消灭商品经济)、户籍制度、阶级斗争等手段让强有力的党政合一组织和意识形态在中国广大农村扎根并彻底改变了自古“天高皇帝远”的乡土中国面貌

7、。历史不可以假设，所以这种反思常常是无奈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厢情愿的制度设计很难扭转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2004年4月笔者在贵州黔东南地区黎平县采访侗族大歌的保护工作时,县民委同志的无意中提到，下去搞工作离不开当地当地寨老的支持，这一信息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立即联想到了围绕民间自治和农村宗族势力兴起的争论，今天的中国农村居然还有寨老而且以一种颇为制度化的形式存在！寨老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组织形式如何？他们在当地事务中究竟有多大的权威？他们的权威和党的基层组织及现有法制制度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寨老中会不会产生出向大丘

8、庄禹作敏一样的人物？笔者的一连串问题，县民委的同志也解释不清，于是笔者在当地展开了实地调查，记者主要走访的地区市是岩洞镇，该镇距黎平县城有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以侗族大歌而闻名。但笔者在这里第一感受就是与很多中原地区不一样的是，这里不要说在村里就是在镇里都看不到什么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可是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