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礼锡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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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罹难的中国文人——为宣传抗日捐躯的王礼锡我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失去了2000多万人，而当时中国人口总数为4.4亿，也就是说在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了约1/20的人口。死于战乱的人以士兵和普通百姓居多，还有文化界著名人士，其中有为宣传抗日捐躯的中国文人王礼锡。王礼锡，原名王庶三，江西安福人。他早年就读于江西心远大学。1929年在上海组织神州国光社。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诗，后结集为《市声草》。1930年去日本，开始编印《读书杂志》。1931年回沪，神州国光社倡导展开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轰动一时。论文后结集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出版。1933年去伦敦、巴黎等地考察、学习，写了许多散文和诗，收入《海外杂笔》、《海外二笔》及《去国草》等专集。抗战爆发后，他在英参加组织全英援华会，任副会长。1938年回国。1939年重庆“文协”派出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任团长。写了许多日记，报道战地访问团的情况，后收入《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一书。北上时，病故于洛阳。王礼锡自幼便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不通晓。1917年秋王礼锡考入江西省第七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学生爱国运动，阅读了大量介绍和讨论新思潮的书刊，尤其爱读《新青年》 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文章，从中接受了不少新思想。1922年初，王礼锡因领导吉安地区青年学生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运动和要求改革教育而被第七师范开除。后由同乡李松风介绍转入抚州三师，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江西最高学府南昌心远大学。1925年5月，王礼锡离校谋职，先后做过报馆记者、编辑、中小学教员，编过《绿波》、《青年呼声》、《新时代》等进步刊物。王礼锡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这期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先后在江西、南京、北平做过党务工作，着重于开展农民运动。 王礼锡十岁时的第一首诗：“昨夜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因得到祖父的赞赏，诗兴大发。后遵照祖父教诲，不敢匆忙为诗，而是把名家诗集一家一家地看。从李义山、孟东野到李长吉，五揣摩，细心品味，深受陶冶。在南昌心远大学求学时，得到名师彭泽汪辟疆先生指点，钻研宋诗。他特别仰慕后山和东坡，而不满意宛陵和山谷。他潜心于历代诗家诗作的研究，取法唐宋诗词，却不因循承袭。1924年1932年，为王礼锡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后来结集为《市声草》于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内容为《市声集》、《风怀集》、《流亡集》和《困学集》四辑，真实记录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 做过记者和编辑的作家王礼锡，于1931年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编《读书杂志》。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王礼锡与丁玲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100多名作家、学者。1933年3月，王礼锡与陆晶清被迫流亡欧洲。五年旅欧期间，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以ShelleyWang　笔名，发表诗作，闻名于欧洲，被欧洲文坛誉为“东方的雪莱”。王礼锡海外诗作，后来结集为《去国草》，由中国诗歌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期间，王礼锡还写了不少随笔，结集为《海外杂笔》和《海外二笔》，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他出版了《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文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礼锡在国外积极揭露日寇的侵华暴行，宣传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1938年12月，王礼锡夫妇回到中国，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开始写诗，用来鼓动人民大众抗战。1939年6月，王礼锡任作家战地访问团团长，率领“笔部队”到敌后，用笔和敌寇战斗。同年8月26日因病逝世，全国举行悼念。1939年1月，王礼锡到达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负责文协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6月，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推举王礼锡为团长，北上前线访问。访问团于1939年6月18日离开重庆，奔赴抗日前线，途经川、陕、豫、晋等省，历时半年。 王礼锡从出发那天起就写日记，详记作家访问团的活动和他自己的生活。然而，王礼锡的日记只写到8月12日就中断了。到洛阳后，在紧张又劳累的行军生活中，他终于病倒了，最后因黄疸病在洛阳逝世，终年39岁。关于王礼锡在访问团的工作，与他相熟的人写下了不少感人的回忆文字，真实记录了这个不知疲倦的汉子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里艰辛跋涉，日子过得极度紧张、艰难，但也很愉快。那时正是酷暑时节，他们不断地行军，不断地开会讲演、访问、搜集材料，还有必不可少的应酬。当然，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比别人更为繁忙、紧张，但是不管白天怎样紧张地工作，到晚上休息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写他的“笔征日记”，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就这样，为大家所敬爱的团长终于吃不消而病倒了。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其一生始终，他曾奔波于海外诸国，竭力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援华团体，为中国抗日战争捐款捐物；他撰写了大量的爱国文章和诗篇，在国内外著名报刊上发表，为祖国抗战呼号呐喊；他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抗日前线，采访抗日将士，为之鼓劲，最后献身于抗战前沿。他曾受到周恩来高度评价。 1926年底，鉴于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的情况，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提议在大革命中心武汉创办一所大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赴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党部，建议派代表参加农讲所的筹备工作。三省党部均表示赞同，共推出以毛泽东为首的8名筹备员，其中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推出的筹备员是王礼锡、龚式农。1927年1月16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定王礼锡为农民部部长，负责江西的农民运动。农讲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王礼锡即赴武汉参加农讲所的筹备工作，他与毛泽东等筹备人员在武汉三镇四处奔波，选定武昌北城角旧高级商业学校为所址，学校拟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由三省分担，学生名额暂定600人。  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下，“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增招浙、皖等省学生300名,学员总数增加为900名。1927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武昌农讲所）正式开课。农讲所学生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训练，毕业后以各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自己家乡，成为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的骨干。 国共合作时期，反帝和工农解放是两党的共同口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工农革命运动遭到镇压，弄得“三民”不剩“一民”，“五权”不给“一权”。王礼锡心灰意冷，故而退出国民党，来到上海，应聘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后又应陈铭枢之邀，出任上海“神州国光社”的总编辑。由于出版《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大量印行左翼作家和马列主义著作，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的出版禁令，使神州国光社停业，王礼锡也因此遭通缉而失业。 1933年10月，应陈铭枢再次相邀，要求他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秘密筹备工作，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福建事变”失败后，王礼锡不仅再次遭到通缉，而且还被列入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暗杀名单，故于1934年1月15日仓惶逃出，奔赴欧洲，从此开始了他为期5年的流亡生涯。主持神州国光社和参加闽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江西的党派斗争异常激烈，王礼锡感到工作难以开展，为避免国民党右派的迫害，他不得不离开南昌。1927年下半年，王礼锡来到南京，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处任职，与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初，王礼锡抵上海，参加《中央日报》编辑工作，不久又在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同年秋，因遭反动派迫害，南国社解散，南国艺术学院随之停办，王礼锡便到北平去办平民学校。其间，他领导了学生运动，并经常在北平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在《民国日报》社任副刊编辑的陆晶清，1931年春两人在日本东京结婚。1929年，陈铭枢在上海出巨资接办神州国光出版社，请王礼锡主持其事。王礼锡担任该社总编辑后着力创新，开始出版进步书籍，并与一些进步作家签订了印书合同。1930年6月，王礼锡主编的《物观文学史丛书》开始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印行，该丛书包括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 》和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李长吉评传》出版后很快便销售一空，后又再版，这是海内外第一部论述唐代诗人李贺的专著，其最大价值在于它是我国最先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整理文学史的著作。《唐代女诗人》出版后，3年间连续再版了3次。 1931年2月17日，由王礼锡夫妇主编的大型综合性期刊《读书杂志》创刊号在日本东京编就，6月出刊。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讨论读书的问题，二是发表读书的心得，三是沟通海内外各方面读书者个人与集体的联络。《读书杂志》连续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4个专辑，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作者都有，其中有张闻天、李季、周谷城等著名人士，在学术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读书杂志》还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及时出版一些专号，如“九一八”事变后，《读书杂志》第一卷7、8期合刊为《东北与日本》专号，登载日本暴行和远东国际形势等文章，揭露日本侵华国策及其要灭亡中国的阴谋。《读书杂志》每月出版一大册，每册都有50万字以上，印数达3万份，往往再版多次仍供不应求，其出版之盛况为当时出版界所罕见。 由于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3年3月国民党当局要王礼锡以铁道部专员的名义到英国去考察，名曰考察，实为遣送，于是王礼锡夫妇被迫踏上漫漫旅途。不久，陈铭枢因在国内无法立足，也赴欧洲各国考察。陈铭枢与王礼锡相见后，曾在一起多次商谈，准备成立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反蒋活动，后先期回国。1933年10月，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王礼锡回国参加福建人民政府工作。在福州，他与胡秋原一起起草重要文件。11月20日上午，王礼锡以江西代表身份出席“中华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议议决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史称“ 闽变”。王礼锡任文化委员会秘书长兼民众训练处负责人。1934年1月14日，南京政府军占领福州，“闽变”失败，主要负责人被通缉。1月15日清晨，王礼锡与胡秋原等乘日本商船离开福州，前往香港。19日，王礼锡乘意大利佛尔第号邮轮又一次流亡英国。 时刻不忘抗日救国 。流落海外的王礼锡仍念念不忘爱国救民。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已昭然若揭，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一味空谈“准备抗日”，王礼锡感到非常痛心，写了《论准备》一文发表于1936年5月25日在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上，文中指出：种种事实表明，当时南京政府“准备抗日”是假，准备降日是真，结果只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唯一的出路是改弦更张，为抗日救国做实际的准备。不久，王礼锡又写了《论再准备》一文，发表于6月20日的《救国时报》上，文中进一步指出南京政府之所以空言准备而不作真实准备的原因，并指出只有联合共产党及抗日军民，联合苏联，动员民众立刻抗日，才能救国。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以后，王礼锡又多次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6年夏，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为了唤醒世界舆论反对德、意、日侵略战争，世界和平人士决定召开“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亦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 ，由世界各地的代表集会讨论防止战争、维护和平的具体办法。中国各方代表赶到布鲁塞尔的共有14人，王礼锡作为英国伦敦华侨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与陈铭枢、陶行知、胡秋原参加大会主席团。1936年9月3日，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幕，到会的有35国代表计4000余人，各国来宾10000余人。王礼锡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言，他以纯正流利的英语历数日本政府置国际公约于不顾，破坏远东和平，强占东北三省、妄图吞并全中国的种种罪行以及我东北乃至全国同胞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事迹，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的发言结束后，全场起立，掌声雷动。会议决定在布鲁塞尔设立“世界和平运动总会”，最后宣读了由王礼锡起草的大会宣言。1938年1月23日，世界和平运动总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宋子文为理事会主席，王礼锡为欧洲局主任，并任驻伦敦代表兼秘书。  1936年10月间，王礼锡和陆晶清一同到巴黎。在王礼锡的倡导和推动下，成立了以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为主体的“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陶行知、钱俊瑞、陈铭枢等以来宾身份参加。11月22日，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后，王礼锡义愤填膺，促成世界和平运动总会以全体理事名义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七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海外，王礼锡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回到祖国，但是他看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尚有许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先留在国外做国际援华抗日工作。早在1935年王礼锡就在英国参与发起和组织了英国的第一个援华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并被推为该社的名誉秘书长。1937年8月10日，王礼锡执笔代表“中国人民之友社” 向英国各报馆、杂志社写了援华抗日公开信，呼吁英国国民和舆论界予以声援，要求英国政府供给中国军械以抵抗日军侵略，保障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王礼锡又参与组织了“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并被推为副会长。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包括抵制日货运动、督促政府运动、宣传、救济四个方面。1938年7月初，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时，王礼锡提请委员会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并在各地铁车站张贴通告，在各学校各书店散发传单。其间，王礼锡还在英国各地作了百余次讲演，讲演内容生动，事实充分，富有说服力，打动了全场听众的心，很多听众纷纷解囊捐款。1937年10月6日，在王礼锡的组织下，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通过海陆空各个渠道将药品、旧衣、食品等运到抗日前线。1938年7月，在王礼锡的努力下，经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提议，巴黎国际反轰炸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方案。 1938年2月，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和平世界大会”，亦称“世界援华制日大会”，王礼锡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为大会决议援助中国抗战、制裁日军侵略出力甚多。同年7月，王礼锡又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全世界反对轰炸非战区未设防的城市及恢复和平大会”，简称“反轰炸大会”，参加大会的有4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大会通过了王礼锡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六大纲领为蓝本起草的关于中国的决议。  1937年7月8日，王礼锡在收音机里听到合众国际社的报道：“日本国军队进攻中国宛平”。王礼锡想，这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企图侵吞中国的战争升级，他热血沸腾，坐卧不安，每天都焦虑地收听了解国内更多的战事消息，心系着祖国人民的安危。这期间，王礼锡到处写文章，奔走呼号，揭露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最新暴行，积极联络英国各界友好人士，要求在英国建立一个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民间组织。在英国社会活动家伍德门女士、著名作家马丁、文化界领袖维克多·高兰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两个月的奔波努力，终于在1937年9月23日组成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选举英国贵族院名议员李道尔子爵为会长，著名女议员麦根·乔治，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吉尔为副会长，维克多·高兰士担任主席，佛莱女士和王礼锡担任副主席，伍德门女士为秘书长，克勤勒先生为总干事。在总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对援华工作作出了三项决议：一、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本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面采用一切手段以援助中国；二、经济方面，为中国募集捐赠医药和衣物等用品；三、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之演讲及文献。1937年10月6日，在伍德门女士的直接参与下，组织伦敦医药界开展募捐活动，得到英国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支持，捐赠了一批钱物和药品，并于1937年10月9日空运回国。1937年 10月初，王礼锡与夫人陆晶清在伦敦倡导发起，向达、钱歌川、陈广生、杨宪益、李泰华、李儒勉等20人集资创办了《抗战日报》，王礼锡任总编，陈广生任执行编辑。报纸主要摘译各国通讯社有关中国抗战的电讯，传递来自中国的抗战消息，评述中日战争形势，报道英国人民和广大华侨的援华活动，每天出版1500份，当时在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邦茅思等主要城市都有发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从1937年11月上旬开始，王礼锡受“援华总会”委托，赴英国各大城市，包括爱尔兰自由邦巡回演讲，前后将近两个月。他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暴行，呼吁英国人民行动起来，积极开展援华活动。他说，对中国的援助，就是援助世界和平、援助自由、援助文化、援助人类免遭法西斯的残杀。王礼锡每到一处，演讲一处，散发他在英国出版的《今日之中国》一书和《中国画册》，促进当地成立援华分支机构，掀起了援华热潮。他说，“这是国际主义的伟大表现”，是助我抗战的“百万雄兵”。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消息传到伦敦，王礼锡陷入巨大的悲愤之中，恨不能回国直接参加抗战，手刃敌人。正当英国援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王礼锡又向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薛西尔子爵提出要求，希望利用这个组织的名义和力量，举行一次世界性的援华大会，把援华工作进一步扩大到世界各国去。此时，正好中共代表吴玉章等人也来到英国进行国际援华宣传，经我方配合，联手工作，终于促成国际援华大会的成功召开。 1938年2月12日，来自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由王礼锡、吴玉章、李石曾组成，王礼锡被选为主席团成员。王礼锡在会上作了“制止法西斯侵略，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报告，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救中国救世界和平运动。西班牙等受侵害国家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会上还通过了“制裁日本，援救中国”的六条决议。　和平大会结束后，召开了“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干部会议。王礼锡在会上传达了和平大会精神，研究如何实现大会宣言，并决定于2月21日到27日在英国举行“中国周”活动。他发动全体会员给英国首相、议会议员及外交部长写信，要求政府和议会以鲜明的立场制裁日本，援助中国。吴玉章回国后撰文说：“盛大的援华制日大会，议决了许多帮助中国抗战和制裁日寇侵略的办法。在这里，王礼锡先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替祖国的抗战作广泛的国际宣传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中国周”结束后，在英国掀起了新一轮援华行动。英国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登载中国抗战动态和英国援华行动的文章，抵制日货也有一些实际行动，个人捐款达到20多万英镑，各种救济物资和药品数量大增，源源运回国内。特别是王礼锡凭个人关系，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印度驻英代表孟囊等人联络沟通，促成了以著名医学博士阿陀为首的印度医疗队援华，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宋子文4月4日致电：“王礼锡先生转加纳(尼赫鲁)先生：贵国名医阿陀组医药队来华，并自备川资，捐赠医药，热忱义举，至为感佩，谨代表同胞专电致谢!”　1938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王礼锡兴奋得热血沸腾，感奋不已。当即在《抗战日报》上刊发号外，热烈祝贺，广为散发，为此还与“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商量，筹备在伦敦召开一次祝捷大会。 　以“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名义举行的“庆祝台儿庄胜利大会”在伦敦海得公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援华”团体成员，英国各界热爱和平人士，中国侨民等两千余人，扩音器里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伍德门女士主持会议，王礼锡报告台儿庄战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经过。他说：“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彻底打破了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迷梦。它告诉我们，正义必胜，和平必胜!”　两年前，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作出了两年后召开第二次大会的决议，眼看时间快到了，未见行动。王礼锡一面与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薛西尔子爵写信，建议如期召开，薛西尔采纳了他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召开“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委员会，讨论国际援华提案提供给和平大会。经过讨论，形成六大纲领：一、包围国联。动员世界舆论，包围9月举行的国联大会，拥护中国代表的一切要求，督促国联给予实际援助；二、反对有害中国之“调停”；三、借款给中国；四、抵制日货与经济封锁；五、建立国际和平医院，救助中国伤兵难民；六、派反侵略代表团赴中国。　1938年7月23日，“全世界反对轰炸非战区未设防的城市及恢复和平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王礼锡、伍德门女士等4人作为“全英援华运动总会”代表出席，法国殖民部长主持大会，会议侧重于讨论中国和西班牙的援助问题。 　广州失守，武汉失守，国内不断传来令人揪心的消息，祖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使英国国内的反帝援华工作受到影响。王礼锡焦急苦恼之际，收到国内朋友来信，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当局对王礼锡的通缉也已解除。鉴于上述原因，王礼锡当即决定，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去，回到烽火连天的战场去。1938年7月24日，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和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又联合召开了“世界援华大会”，共有10个国家的援华运动领袖人物到会，中国方面出席的有王礼锡和中国驻苏联大使余铭。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建立广泛的援华运动大联系，推定以全英援华运动委员会为国际联系中心，使世界援华工作的各方面都前进了一步。  回国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 。随着战争的日益剧烈，王礼锡在国外再也呆不下去了，他要回国参战！　1938年10月6日，英国友人得知了王礼锡与夫人陆晶清即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消息，“全英援华运动总会”主席维克多·高兰士、秘书长伍德门女士、伦敦大学教授鲍勿尔、著名作家贾克、《新政治家》周刊总编马丁等人特地为他举行一个告别欢送宴会，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法国著名戏剧家道勒、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琪以及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各界知名人士熊武一、黄少谷、朱佰康、蒋彝、刘海粟、彭芳草等50余人应邀出席。 维克多·高兰士致祝酒词，盛赞王礼锡在全英援华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忘我工作和所作的贡献，祝愿他回国后在抗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光荣；伍德门女士也即席讲话，说王礼锡为英中友谊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愿我们的友谊在反侵略战争中更加深厚牢固；马丁先生也表示：无论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人民是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1938年10月，王礼锡、陆晶清夫妇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在即将离别伦敦时，王礼锡即席朗诵一首英文诗《再会，英国的朋友们！》，他用纯正的英语、苍凉的声调朗诵道：“再会，英国的朋友们！/我要归去了，/……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现在的血海中，/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一块砖，一滴血；/一个石头，一颗心。/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告别诗句句打动着在场的听众。英国著名女诗人华尔纳在英国广播电台朗诵了王礼锡的这首英文诗，她说：“我是含着骄傲的热泪去读它。”许多英国听众为诗中赤诚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  1939年1月，王礼锡夫妇辗转回到中国。这时，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好要物色愿赴战地的人去前线工作，王礼锡主动向副主任委员李济深请求前往，李济深遂委任其为冀察绥晋党政指导员，于是“作家战地访问团”应运而生。该团由14位作家组成，王礼锡为团长，副团长宋之的，团员有葛一虹、杨朔等。  7月13日，访问团到达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官邸所在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对访问团一路不畏艰辛到前线访问的壮举大加赞许。王礼锡对卫立煌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表现的镇定情绪印象颇深，他写成《卫将军：不要紧》一文，与《铁皮闷车》、《战术无穷》三篇散文，作为《洛京散记》的上篇寄香港《星岛日报》发表。  按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排，访问团一行进入中条山前线。中条山被称为黄河屏障，从风陵渡到阳城，东西沿黄河延展，直连着太岳山脉，深度达三四十里。访问团在这里既要访问军队，又要访问老百姓，由于村与村之间相隔太远，两村之间往往需要一天的路程，且翻山越岭不断过溪涧，十分艰苦。时值酷暑，团员们每到一处就紧张地工作，开会作报告、访问、座谈、搜集资料、记录见闻等。作为团长的王礼锡更繁忙，他要处理团里的许多事，还要对外联系，不管白天怎样紧张忙碌，晚上还得挤时间写《笔征日记》和新闻报导。访问团的报导发表于各类报刊，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被人们誉为“笔游击队”。  一天，访问团在烈日下来到一个村庄，团员们急不可耐地纷纷跳到河里去洗澡，王礼锡也在其中，不料他洗完澡后却发起烧来，第二天病情加重，以致某军军部召开的欢迎会也不能参加。访问团经过研究，决定由方殷等四人护送王礼锡过黄河到洛阳诊治，经过医生会诊，认定是黄疸病，但已延误了治疗。王礼锡的病情日益严重，终因医治无效，于8月26日病逝。一位杰出的国民外交家、爱国诗人就这样为抗战献身于前沿阵地。   王礼锡逝世后，中共中央和延安文艺界都发了唁电，蒋介石和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也发来唁电。周恩来百忙之中偕邓颖超专程前往重庆青年会陆晶清的住所慰问。《新华日报》于1939年10月8日出了纪念特刊，郭沫若、老舍、吴玉章、陈铭枢、邹韬奋、廖承志等都写了纪念诗文。《大公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几十种报刊也都发表了纪念诗文。10月7日，重庆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新四军军长叶挺、文化界著名人士以及《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等数百人前往参加。会上，陈铭枢以王礼锡老友的身份致悼词，叶楚伧代表立法院讲话，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发言，葛一虹代表作家战地访问团发言。吴玉章在《新华日报》纪念特刊上撰文高度评价王礼锡是“一位诗人，一位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的队员，中国在国外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物”，称“他的病死，不仅是抗战中的一个损失，我们文化界的极大不幸，而且是在国际和平运动中损掉了一位战士”。1939年2月，王礼锡偕夫人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古稀的慈母，年幼的儿子，他没能抽空去看望，直接来到了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被增选为理事。周恩来在“文协”会上介绍了王礼锡在海外卓有成效的援华工作，并说了本文题前的那段话，推选他担任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外交协会委员。当年6月，“文协”成立“作家战地访问团”，王礼锡被选为团长，率领13位作家、艺术家，冒着“三伏”酷暑，奔赴第一战区洛阳及中条山前线访问抗日战士。由于旅途艰辛，条件恶劣，积劳成疾，且得不到及时诊治，王礼锡不幸于8月26 日病逝于洛阳，时年仅39岁。虽然是国仇未报身先死，但王礼锡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诺言：为了祖国的新生，奉献了他的“一滴赤血”。　　老舍谈王礼锡：光荣的死便是永生　　王礼锡逝世后，著名作家老舍写下《向王礼锡先生遗像致敬》一文，表达了对王礼锡的深切悼念。　　老舍回忆了和王礼锡在洛阳相逢的情景：“当我到达洛阳的时候，作家访问团——由王礼锡先生率领——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们非等放晴不能渡河……晚间，我就在一株白木槿花旁和礼锡先生谈了好久……他的脸上没有一点病容，还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蔼，嘴边上老微笑着。”　　一天午饭时间，王礼锡声明不喝酒，可是大家的高兴劲使他自动撤销声明，他“还是陪着喝了一杯”，喝完便躺下睡了。　　王礼锡的死讯传来，老舍非常痛心：“没钱，没交通工具，我没法子到洛阳去哭！”　　在老舍看来，王礼锡“死得光荣！可是，我们失去了一位益友，一个抗战文艺工作最有力的指导人！光荣的死便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