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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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张旭东、张洁宇　　"全球化"是一个切关每个人当下生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带来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它已成为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近日，记者就"全球化"以及相关问题采访了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访问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先生，相信他的观点必能为国内学界带来启发。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这次在北京大学所做系列讲演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普世主义及其不满"。看来，您非常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定位的问题。能否请您简要谈谈对这个问题

2、的主要观点和看法。　　张旭东（以下简称张）："全球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到世界在缩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如果简单地把"全球化"就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被动者角度，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一种新的国际性文化；但从主动者的角度看，它却总是服从于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总带有现实的、具体的、政治性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

3、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这个进程必然带有很强的选择性，势必引起区域性差异和发展不均衡性等问题。它也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这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越过经济和技术层面，我们会看到"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特殊的价值论述。这种假"普遍"之名的特殊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因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这

4、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过程，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而是说我们要在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连续性的问题，要寻找一个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当代表达形式。我觉得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重要问题。　　至于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世界如何定位，这是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大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要有勇气去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大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

5、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打通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目前在一些人眼里，文化是"为艺术而艺术"或专业学院分工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要免谈政治，似乎谈政治就是对知识界自主性的削弱。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文化如果不能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根本的价值取向相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离开"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离开"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作辩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的问题，文化就会要么沦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要么蜕变为一种唯名论的虚无。我们能感到

6、现代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但往往却不愿意进一步去想它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界定、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充满断裂、紧张、冲突和危机的构造。现代西方解决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一历史和价值的连续体建立在文化与政治的总体性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是一个民族、一个生活世界的最根本的自我意识。　　因此我认为，"全球化"问题可能为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扭转以往那种单纯地认为现代

7、化就是西化，现代化就是反传统的思维方式。那种认为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和肯定。有人也许会说，没有这种抱负中国人同样可以过上好日子，甚至过得更好，但这绝不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的题中之意。　　记：您曾经说过，您认为较为理想的比较文化研究路径是"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文化）传统"，这显然是您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和感受。　　张：我们谈"回到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作一个"传统式"

8、的人，比如用红木家具不用西式家具、只穿旗袍不穿西装等等，我们是要去思考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做中国人"找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