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探究》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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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探究》介评　　内容摘要：本文对沙武田新书《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内容进行介绍，结合目前敦煌石窟研究现状，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评价。关键词：《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敦煌吐蕃佛教艺术；石窟艺术研究方法中图分类号：G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131-09敦煌吐蕃洞窟研究是藏传佛教美术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藏、汉文史籍都曾叙述过吐蕃历史文化的辉煌，但无论是在吐蕃本土西藏，还是在当年吐蕃占领过的广大地区，能够证明吐蕃历史文

2、化辉煌的遗迹遗物却十分罕见。只有在吐蕃曾经占领和治理过的敦煌，我们才看到了大量的吐蕃历史文化遗迹和保存得最丰富、最集中的吐蕃史料，这些资料在吐蕃本土及其统治过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发现过。”[1]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简称《吐蕃石窟》）便是从中唐敦煌洞窟“重构”现象入手，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地诠释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地位。一232008年沙武田博士学位论文《敦煌画稿研究》[2]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并入选第二批“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3

3、]。《吐蕃石窟》则是继此之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书共分导论、上篇（综合研究）、中篇（石窟营建研究）、下篇（个案研究），每篇包含六到七章。在此略做介绍。（一）上篇再现中唐时期敦煌石窟图像的“重构”现象中唐石窟艺术是整个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特点就是“重构”。“‘重构’可理解为石窟造像之间的重新组合，也可理解为敦煌石窟全新意义上的革新与变化，以诸多‘原创性’（original）图像或新现象、新因素的出现为基本前提……”（上篇第4页）主要表现在建筑形制、壁画内容、艺术风格、结构布

4、局、洞窟思想以及供养人画像等方面。23首先，新型壁画布局形成。吐蕃时期洞窟图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破原先一壁一铺经变画而发展成为一壁两铺或者三铺经变画的布局，并构成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从而形成了具有时代共性的壁画布局法则。其次，原创性图像出现并“规范化”。新型经变画和图像包括金光明经变、八大菩萨曼荼罗、瑞像图和佛教史迹画。旧有的经变画在经营布局上也存在“重构”现象。本书重点以“凉州瑞像”为个案，兼顾吐蕃风格的毗沙门天王像，展示了瑞像图规范化的历史过程。再次，吐蕃供养人图像特色呈现。中唐供养人画像在数量、

5、位置、服装上都有变化；供养人画像数量减少，甚至消失；僧人画像多于世俗供养人；题记详于北朝至盛唐，略于晚唐五代；供养人位置也发生变化，首次出现在主室东壁门上；吐蕃装供养人开始出现并与汉装供养人相伴。再次，洞窟的报恩思想和末法思想比较流行。最后，包括吐蕃赞普礼佛图和八大菩萨曼荼罗在内的一批新画样连同波罗风格新技法传入进来。（二）中篇建构中唐敦煌石窟营建史吐蕃战争对敦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由于吐蕃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一定保护措施，佛窟营建工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下来，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此篇可以归纳为五个部分。

6、第一是中唐续修补绘问题。在敦煌被占领前，吐蕃和唐朝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直接导致了社会经济凋敝。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补绘”洞窟就是这一社会历史的反映。第二为粟特人营窟历史。本书推断“第158窟作为以身居要职的安景旻为代表的粟特安氏家族所营建的功德窟也就成为可能”（第246页）。而作为一种推测，中唐敦煌名僧“法匠石公即是莫高窟第359窟的施主之一，并有可能作为高僧直接参与了洞窟的营建与壁画内容的设计，维摩诘经变即是按他的思想而被画入洞窟的，则西壁坛下的僧人供养像中就有其画像”（第274页）。23第三是吐

7、蕃人功德窟研究。本书考订第161窟中心佛坛两身彩塑世俗吐蕃装人物像为菩萨像，再次确认该窟和高僧法成的关系，并判断开凿年代为中唐。从第93窟颇具吐蕃特色的塔形龛、汉藏合璧的T形榜题框以及吐蕃装人物画像等方面，本书把该窟确定为吐蕃人功德窟。第四为“报恩君亲窟”研究，把备受关注的“报恩君亲窟”锁定在第234窟。最后本书澄清了榆林窟第25窟的年代问题。该窟图像风格属于莫高窟艺术的盛唐时期，开凿年代却是吐蕃统治瓜州时期（瓜州陷蕃后、沙州陷蕃前的776到786年之间）。由于吐蕃统治瓜沙两地开启的时间不同，导致了学界

8、对该窟时代的“误读”，本书特做阐述。（三）下篇重审中唐敦煌石窟原创性图像“重构”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原创性图像，如此一来，在上篇中篇研究的基础上，“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才真正做到点面结合，完整再现这一时段的洞窟艺术。下篇分为六章。首先探讨中唐金光明经变始兴和劳度叉斗圣变缺失的原因，其次分析中唐高超的彩塑特点，并把第154窟主尊造像尊格考订为弥勒佛王转轮王，最后还原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厘清第45窟观音经变画的年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