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反思-当西方遭遇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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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反思:当西方遭遇东方　　当西方环保遭遇东方模式，会碰触怎样的火花？他们都主张国家发展要确实对人有利，要保障全面、公正，要不以子孙后代的未来为代价，尽管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面对的挑战又如此相同——资源与能源正在不断地消耗，污染在不断地加剧。那么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德国伯尔基金会的主席芭芭拉·米斯希说：“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它还应该包括智力上的增长，友谊的增长等等。所以西方现在开始普遍质疑经济增长的模式。”西方的绿色思潮带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反思西方现代文明，但是中国却很少反思自己，秦晖则是为数不多的反思者之一。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环保从最

2、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与改革问题，因为“中国的政府不同于西方的政府，中国市场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5那么要如何在转型中达到发展的共识？在2013年10月30日共识传媒集团与德国伯尔基金会合办的“2013中德发展论坛”上，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说：“这是一个很拧巴的问题。经济增长会加剧生态破坏，但经济若停滞或衰退，则会减少数百万人脱贫的机会。”这需要我们对环境、发展进行彻底的反思。彻底反思的西方“西方污染非常严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之一。”1972年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随后关于增长模式的探讨不绝于耳。“德国也批判传统的GDP模

3、式，因为它不能够平均地分配财富。在全球，20%人口的收入只占全球收入的2%，20%人口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75%，即便在德国，贫富差别也在增加，有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口约100万人生活在持续的贫困之中。”芭芭拉·米斯希说。对增长模式探讨影响力最大的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但是在18世纪托马斯·罗伯特提到了这个问题，即资源是有限的。斯德哥尔摩机构最近提出了九条建议，只有做到这些，人类才能继续发展，才能继续繁荣，代代繁衍。其中的研究表明，像生物多元化、气候变化、空气中的氮含量可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碳排放问题上，西方科学家早就告诫，如果在2015年之前，不能达到减少排放量的80%，很

4、有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5“发达国家必须起到先锋带头作用，率先减少排放量，因为历史上是工业化国家造成的气候变化，我们是始作俑者。”芭芭拉·米斯希指出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的还不够，但同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不能以北方国家的失败经验作为借口，南部国家也有责任，中国的排放量已经接近于欧洲国家了，要从人均排放量来算，还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也必须履行责任。”中国的绿色反思“与西方强烈的自我反思不同，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几乎很少去反思自身的原因。”秦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环境破坏发生机理和西方是一样的，环境破坏只是西方带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甚至干脆就是西方祸害

5、的东传，也就是说中国本土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根源。”但其实，人的欲望和环境资源有矛盾，这是自古以来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其实在此之前，在那个“强调抓经济被批判”的年代，中国的环境已经开始出现了众多问题。“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饥饿，所谓饥不择食就是如此。”尤其“大跃进”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前期的零星环保措施也基本废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环境遭遇的第一次集中的污染与破坏。毁坏自然仅仅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对土地的污染。5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唯“GDP论”，自此开始了第二次集中对环境的破坏，也由此陷入了今天的环境危机。那

6、么，要改变中国官员升迁靠GDP的标准吗？有人将绿色经济的新型GDP指标列了进来，但秦晖并不认为仅仅改变考核标准就能改变环境问题。“追求和考核的主语才更加重要，也就是说谁有权力追求，谁来考核。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的体制下，无论名义上追求什么，都可能和民众的期待距离很大，甚至南辕北辙。”在当代的绿色思潮争论中，存在着两大争论，一个是绿色公共干预，即通过公共利益的管制来实现限制或者禁止排污；另一个是绿色市场交易，即碳交易或者排污权交易。这两大争论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无论是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其实都可以发生作用，就像现在的欧洲，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福利国家。但在中

7、国，这两种绿色思潮出现的前提是不存在的。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由于政府的权力太大，我们不可能有自由市场，同时由于政府的责任太小，也没有福利国家。同样在环境问题上，碳交易很可能会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而碳管制又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说辞。5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制约，责任要可以追问，环境问题上依旧可以如此，不管是碳交易还是碳管制都涉及中国深层次改革的问题。“在中国争论市场还是政府，乃至在环保问题上争论，是碳管制还是碳交易，首先要解决政府本身的改革和市场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