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居民生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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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生活   境域虽称鱼米之乡，江南乐土，然民国以前除地主、官僚等上等户之外，老百姓大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围湖造田、筑海塘围垦、开荒种粮，仍解决不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即使丰收年景，上虞、嵊县、诸暨粮食仅能自给，绍兴、新昌仍须从外地输入。安居乐业，只是休养生息、天下升平时的短暂现象；一遇苛政暴敛或战乱灾荒，不是逃荒要饭，流落他乡，就是妻离子散，饿死街头。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绍兴府饥荒，“民食糟糠草木，殍死殆半”。淳熙八年（1181），绍兴府饥荒，朱熹《奏救荒事宜状》谓：“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

2、等人户有自陈愿为乞丐之列者”。饥民“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贷耕牛，无所不至。”“野草菜根，所掘又尽”，“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呼号宛转，所在成群。”元至大元年（1308）春，饥荒，“饿死者人随食之，骷髅布地。”明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合郡连年大旱，湖尽涸，为赤地，斗米银二钱，丐人饿死接踵。乡人挟粞一升夜归，即被劫杀于道。郡、县于便民仓散谷赈济，饥民趋就食，或死于道，或至仓前死”。明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在绍兴看到，虽不是大灾之年，却“村中犹有杀子以食者”（《陈沿途

3、见闻疏》）。民国11年（1922）水灾，有灾民在绍兴城内大木桥，以每个孩子４元（银洋），挂牌出售子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居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城乡工农业生产，不断提高经济收入，居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其间，虽因“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缓慢，暂时出现过生活困难。但这些错误被纠正后，经济继续迅速发展，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特别是1978年后，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各项社会福利、社会保险事业逐步建立，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至19

4、90年底，全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54元，比1957年增长11.93倍，平均每年递增（下简称为年递增）8.06％。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1989元，比1958年增长12.42倍，年递增8.45％。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万元，其中对居民的生活消费品零售额万元，分别比1952年增长34.24倍和31.89倍，年递增9.83％和9.63％。全市储蓄存款余额万元，比1952年增长109.37倍，年递增13.18％，人均储蓄841元。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由50年代的只求吃饱穿暖，逐步转向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

5、时髦、享受，住讲宽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使城镇居民从中获得实惠。1990年，全市仅城镇在职职工保险福利费支出13384万元，人均329元；非在职职工保险福利费支出11489万元，生活服务设施也方便多样。第一章 居民收入   境内土地结构为“六山一水三分田”。民国时，土地大部分为地主、富农占有。占总户数52.78％的贫农、雇农，只占耕地总面积的14.21％，人均不到0.34亩。缺地少田的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深受地主剥削。其时，粮食年亩产一般仅200公斤左右，佃户缴租后，所得无几，难以糊口。许多年

6、壮力强者，只得靠做长年（长工）打短工度日。正常年景“糠菜半年粮”，尚可勉强度日，一遇灾荒，只好逃荒讨饭，流落异乡。民国２３年（1934），境内遭受百年未有大旱，灾民“茹草吃糠，鬻儿卖女，哭声震野，凄惨不可言状”。中农有少量田地，但遇苛捐杂税、抽壮丁，日子也难过。   城镇居民同样艰难，生活极不稳定。清末民初，境内仅有发电厂、铁工厂、碾米厂等少数几家工厂，多为酒坊酱作、锡箔作坊和其他小手工业，居民就业机会甚少。即使进了厂、坊做工，收入也很微薄。宣统三年（1911）每日佣值：箔工0.50元，砑纸工0.20元，鹿鸣

7、纸工0.24元，制帽工０.１５元，纸扇工0.20元，纺织工（官纱、绉纱）0.15至0.30元，酿酒工0.20元，砖瓦工男工160文，女工60文。民国37年（1948）前后，职工工资，一般按大米计算，棉麻织工每月5至12斗，火柴职工５至２０斗，机械工10至20斗，肥皂职工10斗左右，碾米职工8至20斗，其他职工及店员10斗米左右。此仅是名义工资，职工还受大米折价、拖延发放、纸币贬值等盘剥，实际所得远远小于名义数。加上工商业萧条，职工常遭失业流离之苦。“梭子两头尖，歇落无饭钿”，极言纺织工人生活之艰难。中华人民共

8、和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到1990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1154元，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达1834元。第一节 农村居民收入  据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粮食分配统计资料记载，1957年全地区农民人均年经济收入（集体分配部分）为43元，人均年分配口粮235.50公斤。此后20年间，因“左”倾错误干扰和自然灾害影响，经济发展曲折徘徊，居民收入时上时下。1960年农业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