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隐性腐败问题和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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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隐性腐败问题和其治理　　摘要：在反腐败斗争中，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奢靡腐化等一些显性腐败现象容易为人们所识别、所重视，而一些隐性腐败问题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前，中国的隐性腐败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腐败隐于人际交往之中，二是腐败隐于部分公众的心理承受之中，三是腐败隐于小集体的共同利益追求之中，四是腐败隐于政府的绩效考核之中。针对隐性腐败，应采取隐者彰之、法律治之、制度约之、大众察之的反腐败策略。关键词：隐性腐败；关系交往；社会认同；利益团体；政府绩效考核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

2、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8—0016—0618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艰巨的反腐任务，我国的反腐形势同样异常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①众所周知，腐败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贪污受贿、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这些腐败行为已经被公众所充分认知并被制度与法规所明确界定，成为公众熟知的显性腐败。面对不断深化和强化的反腐败斗争，个别企图以权谋私者会寻求更为隐蔽的

3、方式，由此衍生出一些披着合法外衣的隐性腐败形式。这些隐性腐败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深层危害性、形式多样性等特征。一方面，隐性腐败行为在不断消解着反腐的成效；另一方面，隐性腐败行为在更深层次上侵蚀着公共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审视隐性腐败及其危害，着力建构有效的隐性腐败治理机制。一、腐败隐于人际交往之中：文化传统之维度18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良好的人际交往是获取信息、增进情感并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我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人际关系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深受人情

4、文化因素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是一个情理社会，人们在做人、做事与判断上不仅仅要从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和条文制度所规定的角度来考虑，而且还要从具体的、情境的以及个别性来考虑，即所谓的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②在公共组织的人际交往空间中，如果政府行为受到人情因素的干扰，则极易产生腐败，腐败分子可能会以正常的人际交往为名行以公谋私之实，诚如有学者所言：“在以情感与利益作为黏合剂所缔结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之下，人们总是以情感与利益的因素来化解刚性的制度和理性的原则。”③从我国的人际关系

5、文化传统来看，亲情伦理、礼尚往来和等级观念等因素常易导致为“己”谋私、私人利益侵蚀公权及官官相护等腐败行为的发生。（一）为“己”谋私隐于亲情伦理之中政府官员的工作动机及其行为并非完全具有“公共性”，现实中因扩权、升职、聚财而参与腐败并受到制裁的腐败官员并不少见。而一旦当官员将一“己”之利扩大到家庭、家族或宗族之利时，则谋大“己”之利的行为会带来腐败之患，比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原局长韩某腐败案，海南省地税局原副局长陈某与妻子、妻弟共同受贿案等无不显示了个别官员的偏好主义行为——为了家庭小集体

6、私利而滥用公权。我国是一个重视亲情伦理的国家，社会提倡尊老爱幼、关爱家庭、光宗耀祖等伦理观念。但如果公共管理过程受个人亲情伦理因素影响，这可能会破坏公共管理伦理规范，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腐败行为发生，诚如有学者所言：“亲情、人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但亲情、人情对公权领域的渗透必然导致公权力的扭曲。”④在我国，亲情伦理对社会规约的影响非常深厚，以致为个别政府官员恩及姻亲的“惠泽之举”提供了合乎情理的庇护，“贪污腐败、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而对于家族和‘圈子’却是美德”⑤。应该明确的是，亲

7、情伦理因素干扰公共权力运作，极易导致家庭小型腐败案发生，而这种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又受亲情伦理“保护”，如此带来深层危害。（二）利益侵蚀公权隐于“礼尚往来”的传统之中18正当而有效地行使公权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政府官员的基本职责。但在现实生活中，公权受利益侵蚀而发生行使扭曲的问题却甚为常见。利益侵蚀公权指的是公共权力运作受到各种非公共利益因素（特别是个人经济利益、政治目的、人情等）干扰，而导致公权交易（如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物交易等）现象的发生。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们尊崇人际交往的“礼尚往来”原则

8、。礼尚往来可以增进情谊。但是，许多时候，送礼和收礼的功能却已经异化，“礼”由传统人情交往工具向权力交易工具转变，“在礼文化下，人与人交往变成了一种施惠和受惠的关系，礼成了一种润滑剂、黏合剂，一种谋生、求官和发财的手段”⑥。官员利用婚嫁丧娶等机会，大肆收受礼金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⑦更进一步说，“礼尚往来”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负债感，这种负债感往往也会加剧腐败行为。在中国人的交往中，“一旦人们认为欠下他人的人情，很容易就陷入情感性回报的循环。而在许多腐败案件中，接近政府人员的所谓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