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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伟:中国金融风险根源在于行政力量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180次更新时间:2013-06-1210:33:13进入专题: 金融风险 ● 钟伟 目前,中国金融风险问题再度引人关注,中国的金融风险何在? 一是地方债务风险,估计在银行体系内,涉及地方政府的各类贷款大约9.3万亿,在影子银行系统中,地方债务问题比较难估计,通常估计在5-8万亿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有14-17万亿。如何评估上述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冲击? 必须明确的是,地方债务除了举新还旧之外,已无偿还可能。地方政府的税费收入结构如何?2012年地方本级共收入6.1万亿,其中基金性收入3.4万
2、亿(80%以上为土地出让收益金),税收仅有2.7万亿。土地财政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来自中央的返还和转移支付的约4.5万亿,地方财政已捉襟见肘。考虑到目前地方政府每年债务利息接近2万亿,考虑到财税收入已进入低速增长期,因此以一般预算收入来偿还债务本息的可能性已基本不存在。 此外,财政拖累金融并酿成风险,在过去20年经历曲折。第一波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银政关系行政化,最终于1998年开始大规模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直到2003年金融风险才有明显缓解。第二波是土地招拍挂制度在全国推广,土地使地方财政困难大为纾缓,但各种矛盾也随之激化。第三波是次贷危机至今,以地方投融资平台为主的举债方式
3、大行其道。金融风险也积累放大至今。 地方债务风险是否可能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两年之内还不至于爆发。理由之一是目前资金价格不断下行,导致地方举债的利息成本有所减轻;二是政府换届伊始,地方政府有努力遮掩风险的巨大动力和压力。地方官员至今仍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只要不在全国第一、第二批次因无力偿债而倒下之列,中央政府就将展现父爱情结去庇护他们。 二是房地产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被争论已久。包括土地收储贷款、开发贷款、按揭贷款、公积金贷款以及房地产信托的余额,在11-14万亿之间。有官员判断,房价下跌一半银行体系也没大问题。我的判断是,到2014年底之前,房地产企业的销售较好,财务成本下降,现金收支良
4、好,爆发风险的可能性很小。2015年之后,如果在持有环节开始征收房产税,则房地产金融风险变幻莫测。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房地产进入平台期或高危期,这个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期已终结。如果房产税政策较为严厉,那么买单的不仅有房地产投资客,银行也会受害。出现数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不足为奇,但也许不会带来系统性风险。 三是产能过剩带来的金融风险。对制造业的贷款始终是银行贷款的重点,历史上制造业产能过剩对银行风险的冲击有两波。第一波是90年代以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国企工人下岗高潮为特征的艰难岁月,其本质其实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危机和银行债务风险大爆发。第二波是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刺激计划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出
5、现V形反弹,但也付出了加剧产能过剩、延缓结构调整的沉重代价。时至今日,接近20个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包括光伏、风力设备、集装箱、造船、钢贸、煤化工、铁合金、电解铝、电石、钢铁、水泥等,除了兼并倒闭大洗牌,很难有其他现实选择。 历史经验同样提醒我们,去产能会导致企业逃废债务和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但过程难料。 一是去产能的重点部位往往是国有企业,但国有膨胀容易瘦身难,非市场化的因素重重叠叠。二是市场淘汰的并非总是落后产能。例如以电炉加废钢为主的小钢铁企业,其吨钢成本低、产能调节灵活、市场进退自如,往往比巨无霸式的钢铁企业更具生存韧性。 和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相比,制造业埋伏的金融风险
6、更迫在眉睫。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持续下行没有趋势性扭转。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若能处于6%-8%的平台已非常难得。和国企攻坚战不同的是,这次去产能带来的冲击更持久,去产能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太可能在3年内完成,在此进程中也不太可能有广泛的失业下岗浪潮,也不太可能导致银行不良率上升到1998-2003年间的25%,而可能是4%-10之间的温和水平。 如果说除了上述三大风险之外,现在潜伏的第四大风险,可能是新巴塞尔协议在中国不加区别的广泛实施。经济已在下行且无逆转迹象,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大、规模扩张难和不良反弹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用拿来主义的姿态继续从目前到2019年,以翻译版的英式中文
7、为蓝本,从全国性银行到基层存款性机构,广泛实施新协议,可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配合支持能力持续弱化。对中国对新资本协议的姿态也是金砖国家中所仅见的。 当然,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也会加剧金融风险和带来脆弱型,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会有其风险,但这些都是金融转型中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是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承受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表象上的金融风险,其风险根源可能并不在金融体系之内,地方债务风险掩盖的是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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