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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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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铜器与金文书法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称。所以金文又称为钟鼎文。金文与甲骨文相比,已经减弱和简化了文字的象形意味,且与甲骨文笔道二头尖细、直笔偏多而带有方折已经有所不同。金文因为浇铸的缘故,所以其笔道肥粗,弯笔较多,并出现了局部的并笔和团块。金文在商殷晚期业已成熟,如早期商代的《司母戊鼎》、《我方鼎》,其后西周的《大盂鼎》、《墙盘》、《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等,皆古奥浑
2、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重新得到重视,吴大徵、曾熙、李瑞清等先生在临摹的基础上开辟了金书法的新天地。他们用审美的眼光发掘金文的内蕴,从中摸索和发展出一些新的笔墨技巧来表现金文书法的古拙奇肆、斑驳苍茫金石气,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吴昌硕、黄宾虹当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司母戊鼎》是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释作“后母戊”者。 《我方鼎》,甲骨文中刻成口形的“丁”字,在这里浇铸成了实心的块面。所有点线变
3、得圆润起来了,结体也化方为圆。其中因粘并和锈蚀形成的金石气和点线面的对比,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构成关系。 《大盂鼎》,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点画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笔特点。其特殊的肥笔和块面,强化了奇诡的别趣。其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墙盘》,盘内铸有铭文二百多字,字形整齐划一,均匀疏朗,字形长方,转折多圆笔,呈现一种端庄而不呆板,活泼而不流媚的艺术风格。此外,其笔画粗细一致,笔势流畅,已有后世小篆的笔意。 《散氏盘》,是
4、与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誉为“晚清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青铜器文物珍品。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起圆收,中段饱满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妙趣横生,是金文中最具书写感的作品,故有“草篆”之誉。且其字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浇铸”感很强烈,故愈显浓重朴厚的“金味”。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其结体长方匀称,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
5、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虢季子白盘》,此盘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为西周著名重器。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长篇铭文。其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组合形式有方有圆有三角,对比关系较为丰富,字距行间疏疏朗朗,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已具此后的《石鼓文》、《秦公簋》的韵致,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吴大徵、罗振玉等先生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研究,为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他们大多写
6、得规矩整齐而显得太理智,甚至有些刻板了。 李瑞清、曾熙等先生是专业书法家,但由于过多的强调起伏跌宕,显得较为程式化而有失自然了。 吴昌硕、黄宾虹先生书画兼擅,以画入书,打破了专业书法家刻意为书的作气,且写得信手洒脱,极具抒情写意而个性强烈。吴昌硕苍茫浑厚,大气磅礴;黄宾虹娴雅灵动,柔中寓刚。 李瑞清先生认为金文是书法之祖,学习书法当从金文入手,并总结了金文书法的要点主要是:一者点画浑厚;二要参差错落;三是变化丰富;四则古朴大气。 尽管清代碑学兴起以后,金文书法复活了,但还没能来得及普及
7、和深入。虽然因为摹仿斑驳苍茫而发展了用笔技巧,同时提高了汉字的奇古恣肆的造型趣味,并以此融入楷隶行草等其它书体之中,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但金文书法本身和甲骨文一样,仍处于探索阶段,远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我觉得,金文书法可以立足个性特点,找正各自风格特征的对应关系,以此构建相应的笔墨技巧。此外,比如可以或篆或草、多体相参;或可借鉴画理印艺;或者从不同的形式、笔墨,不同的状态情感生发出各种不同的“新理异态”。如此,则金文书法出新的途径无数、可能正多,有待我们去探究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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