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俄语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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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是俄语班的1975届高二4班谢湘宁如果没有记错，“文革”“复课闹革命”后，一零一中学只开办过一届俄语课，正好让我们赶上了。我是1971年3月“小升初”的。还没报到，我就知道，12个新生班中，9个班学英语，3个班学俄语，我被分在了俄语班。我们从家长嘴里听来，说刚解放时中苏友好，俄语大兴。班里会俄语的家长不在少数。但到了70年代已经不提那段了。我们只知道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全部专家。苏联已经变成苏联修正主义，简称苏修。苏修竟然还敢侵占中国领土珍宝岛。当时流行一首歌，要跺着脚，挥舞着拳头，连吼带唱：反帝必反修，砸烂

2、苏修的狗头！无产阶级革命派，仇恨满胸怀，中国人民不可辱，叫你还血债！跟苏修成了死对头，干嘛还要学它的语言？我们还闹了点小小的情绪。后来老师说，这是国际斗争的需要。一听有这么大的背景，我们才化情绪为兴趣。正好，我们的班主任王秀芝老师也是教俄语的老师。王老师有一双又深又大又亮的眼睛，看上去就有几分外国血统。听说王老师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她的俄语是学校老师中最棒的。王老师教得很好，发音很纯正。不过，俄语可真不好学，发音、语法都很复杂。第一关是学发颤音P。俄语P英语P书写体一样，但发音不同。俄语P发音要用胸腔气流冲击小舌头

3、在口腔中颤抖。对中国人来说，颤音实在是个技术活儿，不是光模仿就发出来的。王老师启发说，就有点像农民伯伯赶大车时的吆喝：得儿，得儿，得儿……这下同学们领悟了，全都“得儿”起来。但一“得儿”，舌头就收不回来，根本无法流利念单词。直到高中毕业，真正能够发好颤音的同学也没几个。不过发颤音也成了学俄语的标志。以后只要别人知道我是学俄语的，马上就感兴趣地问：“那你的舌头会打颤吗？”俄语和汉语拼音一样，也是拼出来发音的。但俄语拼出来的音不像汉语拼音以同样的声量和同样的速度发出来，而是更富于变化。刚开始时，同学们拼不出来，就悄悄

4、地在单词旁注上汉字。于是，许多俄语单词就有了中文“音译”。比如工人是“拿簸萁”，星期天是“袜子放在鞋里”，再见是“打死你大爷”，老师是“五七街里”……毛主席万岁是我们学的第一句（也可能是第二句）俄语，但“万岁”的俄语单词竟然由十多个字母组成，发音又长又难念。班上一位男生干脆删繁就简，挑了四个音，发个大概齐：达达夫也。后来“达达夫也“就成了这个同学的外号。王老师反对我们这种学习方式。她一看见谁在教科书的俄语单词下面注汉字就批评谁。但同学们还是悄悄地注。现在想想，同学们也是没办法，除了一星期一堂课，就再也接触不到一点

5、俄语（英语至少在吃药片时能接触到）。隔那么长时间再看单词，没个汉字提醒，真像从没见过一样。同学们还用俄语恶作剧。俄语是用阴性结尾和阳性结尾来区别性别的。王老师是位女老师，每次上俄语课师生用俄语互致问候时，“老师”一词要变成阴性结尾。忽然有一天，王老师病了，换了韩意老师代课。韩老师是男的，但一些平时俄语学得一塌胡涂的同学忽然来了灵感，“老师好”时，几个人异口同声地把最后那个阴性结尾说得山响。看到韩老师突然惊愕的表情，全班大笑起来。王老师教了我们整整5年俄语。她在俄语教学上可谓费尽心思。她教我们唱俄语歌，组织俄语班会

6、，还组织俄语课外小组。有一年，她还请来几位北大俄语专业的大哥哥大姐姐和我们座谈。现在回想，王老师可真够胆大的，净领着我们不务学毛选的“正业”。正是这些活动，让我们的俄语学习孤单却不寂寞。而“俄语班”也成了我们难忘的经历。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英语班面前，在越来越浓的“学好ABC，走遍全世界”的氛围中，3个俄语班显然是少数民族。惟少数民族更加团结。如今同学聚会，别人按班聚，我们是按语种聚。别人问，你们怎么聚到一起了？我们答，我们都是俄语班的！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本不会用上俄语，连点缀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学俄语没有给我们带来

7、丝毫功利，反而带来了一路麻烦。以后无论是考学考科考职称，都是一个人孤伶伶地复习。但是我从未嫌弃过俄语，反而更想主动地亲近它。因为学俄语的关系，我对苏俄政治、地理、历史、文学、民俗都感兴趣。家里的书柜里必有一个区域是俄语类书籍，茶几或者床头也放着俄语小册子，有时会随手翻一翻，念上一两句。10年前，我第一次踏上了俄语的故乡，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人说出的俄语（和王老师的发音一样），感觉就像唐僧终于到了西天。我很幸运，我的俄语是王秀芝老师教的。苏修不再，俄语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