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专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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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２０１４年第７期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１８６期Ｎｏ．７２０１４Ｊｉｎ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ｕｍＮｏ．１８６【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俄文化交流史专题】栏目主持人：阎国栋主持人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俄两国人民分别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１７世纪迄今，中俄间的文化交流已持续了近四百年，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类型独特，影响深远。考察中俄文

2、化交流史不仅可以促进中俄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化中俄文化互识，推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１９１７年前的中俄文化交流主要是借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实现的。俄国传教团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特殊历史现象，兼有宗教、外交、中国研究等多重职能。从１７１５年到１９５６年，一共有２０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华，但前１４届中的成员都是由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两部分组成。这里不仅是俄国向中国传播东正教的据点，同时也是俄国政府的非正式驻华外交机构，还是俄国汉学家的培养基地。阎国栋的论文《１８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首次透过早期俄

3、国汉学家的著述分析了中华文化在１８世纪俄国的存在状态以及当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念。那时的大清王朝正值盛世，威名远播，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视为典范。在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学习多年返国后任职于俄国皇家科学院和外交部等部门的汉学家，在启蒙运动之风的吹拂下，开始翻译中华文化典籍，研究中国历史，宣扬儒家思想，向俄国社会介绍中国帝王的统御之术。其成果尽管数量不多，且多为译著形式，但还是为丰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中国知识以及俄国汉学的肇基发挥了独特作用。肖玉秋的《１９１７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一文是她在中

4、俄文化交流史领域的一次新的探索，运用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对俄国东正教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俄国政府自在北京建立传教团起便将在中国人中间传教作为这个机构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在清朝长期禁教政策的威慑之下，俄国人的计划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实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俄国则穷兵黩武，积极参与了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进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通过开办学校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然而，由于受困于资金和人力等因素，俄国人在华开办的宗教学校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体制上都难以与西方教会学校相匹敌，更遑论对

5、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了。本栏目刊载的这两篇论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考察了１９１７年之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在中国文化俄渐和俄国文化中传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或可对促进我国相对薄弱的中俄文化交流史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