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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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品论文，值得推荐“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内容提要】温州在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下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支付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以有效地化解改革的外部与内部阻力。“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随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从而标志着“新温州模式”的诞生与发展。【关键词】“温州模式”　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政治成本　“新温州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包含两种改革成本：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实施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

2、全”、“知识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摩擦成本包括改革的社会阻力所造成的时间和物质的耗费（樊纲，1993）。改革必然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其本质是“非帕累托改变”，故必然会出现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形成改革阻力与摩擦成本。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统治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有必要将摩擦成本进一步区分为政治成本与调整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改革主体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羁绊，冒着犯“政治错误”优秀论文精品论文，值得推荐的风险；调整成本是指改革的“非帕累托”特征要求对改革“受害者”进行补偿，从而减少改革阻力，使市场化改革得以继

3、续。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一旦引入“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就成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金祥荣，2000）。“温州模式”是随着全国制度环境变化条件下，追求“解放思想”方面的摩擦成本最小化（即政治成本最小化）改革方案而推进的以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温州模式”与传统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不同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在长期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统治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制度变迁以寻求获利机会，必须解放思想以突破意识形态刚性带来的政治成本障碍。因此，“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即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一、“温州模式”的初始条件“温州模式”

4、是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率先通过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浙江省以至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空间极点”，或者说类似于发展极意义上的“改革极”（金祥荣，2000）。在全国范围内，温州率先发生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改革前温州的一系列初始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构成温州市场化改革的初始条件，并决定这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力度。优秀论文精品论文，值得推荐（1）文化传统。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68）。这些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习惯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

5、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发端于南宋的温州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南宋时期，温州商业十分发达，仅永嘉县的商业税就达2500多贯，相当于当时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来温州经商的人不仅包括全国各地的商人，还有日本商人¬。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近代，温州于1876年被辟为商埠，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更为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

6、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冲撞与融合，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的“温州精神”。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2）人口压力。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诺斯和托马斯，1973）在考察西方十世纪至十六世纪的经济史时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从而迫使人们不断改变土地所有权以更加集约地利用土地。“优秀论文精品论文，值得推荐此外，由于

7、最好的土地逐渐被拓植，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的方式来耕作现有的土地，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对契约结构并最终对那些基本的制度协定具有深远的影响。”（诺斯和托马斯，1973）改革前的温州，人口与土地（耕地）之间存在长期持久的紧张关系。1978年，温州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53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13元¬。198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对全省五个贫困县进行政策扶持，其中有三个县（泰顺、永嘉、文成）属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