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如何走出怪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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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负”如何走出怪2013年10月18日07:10来源：新民周刊 　　我也常常在想，当王羲之练起书法、陈景润钻进数学、鲁迅写起小说时，那一刻尽管学习研究的任务多、耗时长，但一切烦闷、焦虑等心理负担似乎都与他们“绝缘”，在这种旁人看起来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却体会着惬意与幸福。这说明什么？　　记者｜黄　祺　　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是热度最高的关键词，甚至超过“房价”。同时，教育，也是背负骂名最多的关键词，人人提起都有一肚子抱怨。　　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减负”又是一个关键词，大家的耳朵听得磨出老茧，但学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却依旧存在。　　日前，《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市教委

2、巡视员、著名教育专家尹后庆，作为曾经的中学老师、如今主管基础教育的官员，尹后庆对学业负担和“减负”都有切身而深刻的体会。　　负担和“量”没有必然关系　　《新民周刊》：“减负”已经老生常谈，到底什么是“学业负担”？　　尹后庆：学习总要有一定的负载。负载过轻,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负载过重，会破坏和扭曲学生的发展，而且学习就成了令人生厌而又不得不为之的“负担”。　　“减负”是当前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但减负本身并不是目的，学习也不是越轻松越好，减负的目的还是为了更有利于学习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发展。　　从负担的科学剖析角度看，我们必须思考学生的额外负担从何而来？学

3、生的合理负担又该如何确定？　　“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中的一种身心感受，是主观的，所以，同样的学习，对有的学生构成负担，而对有的学生则构不成负担；对有的学生构成可以承受的负担，对有的学生则构成不可承受的负担。“学业负担”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　　《新民周刊》：零负担的教育就是对的教育吗？　　尹后庆：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学生学习内容过多、作业量过大，学习任务过重吗?这只是学生负担过重的表象。　　我也常常在想，当王羲之练起书法、陈景润钻进数学、鲁迅写起小说时，那一刻尽管学习研究的任务多、耗时长，但一切烦闷、焦虑等心理负担似乎都与他们“绝缘

4、”，在这种旁人看起来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却体会着惬意与幸福。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负担和“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真正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并不在于负担的“量”，而在于“质”。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就应该首先思考学生中究竟哪部分群体构成了“学业负担”的承受者；其次，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又是“额外负担”；第三，在不合理的“额外负担”中，哪些是由社会原因而致，哪些是由教育本身所致。　　《新民周刊》：一些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少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反映学生太闲没事做，如果多布置作业，有的家长又说作业多到做不完。这是不是说学业负担是一个难以衡量的说法？　　尹后庆：在

5、广大中小学生之中，构成“学业负担”承受者主体的既不是以学习为乐事的优秀学生，也不是因成绩差而丧失信心的后进生，而是学习的中间者。　　不合理的“学业负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原因而致的负担。它包括：由于相对于人口众多而致的教育资源缺乏导致的学业负担、由表现为“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投射到学生身上的负担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学业负担”的减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另一类则是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每年进行的“减负”调查显示，增加课时、作业量过多和统测是造成学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因素。无意义、低效能、高利害的作业与测试加重学生负担，

6、折损其身体健康的现象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减负”只靠学校没有用　　《新民周刊》：上海的“减负”举措，常常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学生“减负”的成效到底怎样？　　尹后庆：去年底，OECD发布了2009年PISA测试成绩，上海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领域中均获得了全球第一，这说明上海基础教育的学业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然而，另一个数据更令我们深思，在学习时间方面，65个国家和地区中，上海学生校内上课时间位于第14位，校外上课时间为第9位，校内外上课时间总量位于第12位，学生课业负担显示偏重。　　同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监测数据也表明，从2006年

7、到2010年的5年间，上海学生学业压力和课业负担上没有改善，主要表现在作业时间长、睡眠时间少、周末补课多、体育锻炼少等，应试教育的推波助澜，给学生终身发展带来了诸多缺陷。这同越来越强调人格形成、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的世界趋势相比，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显然，在获得高质量的教育的背后，还存在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　　《新民周刊》：“减负”这么多年，为什么越减负担越重？　　尹后庆：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自上而下的路径，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　　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是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入手，这些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