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成因问题探究综述

《中国高储蓄率成因问题探究综述》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中国高储蓄率成因问题探究综述　　摘要：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本文介绍了近年来最新的研究进展。关键词：高储蓄率；成因；人口年龄结构；预防性动机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3-000-02一、引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储蓄率仍处于上升趋势。2005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为19.7%，我国储蓄率则高达51%。2013年9月，

2、我国居民储蓄连续3个月突破43万亿元，人均储蓄超过3万元，为全球储蓄金额最多的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呢，本文将对已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梳理。二、高储蓄率成因的解释7目前，对于导致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学术界除了讨论高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两个重要因素外，也对人均收入因素、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分配差距、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一）经济增长速度。王弟海、龚六堂（2007）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经济学家普遍从实证角度研究储蓄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

3、，缺乏理论基础。因此他们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在一个持续增长的经济中，建立离散的Ramsey模型推导出长期储蓄率和消费率的一般公式。通过代入中国和美国等国的经济变量数据进行模型合理性的验证，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因为高经济增长率导致高投资回报率然后提升了居民当期相对消费成本，最终导致了高储蓄率。汪伟（2008）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环境，利用1952-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样本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和储蓄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

4、对储蓄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7（二）人均收入因素。考虑到宏观数据在研究居民储蓄行为上的缺陷，国内经济学家开始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殷兴山、孙景德和张超群（2007）对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进行研究时，采用了宁波市400户家庭数据。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分析出居民储蓄率不断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量化比例。统计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因子、制度因子与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居民总储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杭斌、郭香俊（2009）认为，国内学者从收入不确定性及流动性约束角度研究高储蓄率现象时，未将习惯形

5、成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他们的研究认为，收入不确定性是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现象的一个主要推动力。（三）收入分配因素。一些经济学家从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出发，运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进行了分析。李扬、殷剑峰（2007），翁媛媛、饶文军、高汝熹（2010），徐忠、张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储蓄率变化的原因分部门做了实证检验。他们一致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增加。汪伟、郭新强（2011）认为，目标性储蓄可能是连接储蓄率与收人不平等之间一个重要的理论渠道，收入不

6、平等和居民的目标性储蓄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理论模型得到了两个重要结论：（1）假定时间偏好、消费习惯一致的情况下，由于收入不平等的强化效果对目标消费的影响，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的储蓄率低；（2）随着消费习惯的增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社会经济中的总储蓄率会上升。7（四）人口年龄结构。袁志刚、宋铮（2000）认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由收入、未来劳动力的数量以及代际转移比例等因素决定。他们构建了一个两期叠代模型，该模型能够反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环境的重要特征。他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会激励居民增加储

7、蓄，中国高储蓄率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人口老龄化。郑长德（2007），钟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各地区人口转变及抚养负担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均认为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导致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老年抚养负担对储蓄率的影响则不尽相同。目前，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是否存在影响，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五）预防性储蓄动机。消费者一般会为预防风险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由此会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龙志和、周浩明（2000）使用1991-1998年分地区面板数据（收入、消费、物价）

8、，运用工具变量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确实会为了平滑收入波动而增加储蓄，但他只是对预防性动机本身进行估计，预防性动机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影响并没有进行分析。7施建淮、朱海婷（2004）则使用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以1999-2003年我国35个大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