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烬余录》与战争文化心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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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3月合肥师范学院学报Mar．2014第32卷第2期JournalofHefeiNormalUniversityVolI32No．2·张爱玲研究·[主持人的话]本期刊发表的四篇论文，主要都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张爱玲的作品，并且将叙事学与其他文化考察方式相结合，从而深度开掘张爱玲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并论述其艺术特色。《张爱玲的<烬余录>与战争文化心理》一文曾以大会发言报告的方式，参加过在日本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针对作品中的“我”是否缺乏人道主义同情心而展开，强调要超越日常生活伦理来理解作品中的“我”的情感状态，因而提出了“战时生活伦理”这个命题，并给予了充分证明，从而合理

2、解释“我”的心理状态的复杂性，即从日常生活状态的“同情”向战时生活状态的“庆幸”与“焦虑”方向发展，从而造成了“我”的选择的“自我化”、“非同情化”。论文认为作家敢于展示这段特殊的情感经历，有助于人类认识人性的复杂性，体现了作者的真诚，这是大作家的精神高度所在。论文引莫言的观点以为佐证，可见大作家们都深刻认识到了反思人性之恶的必要性。莫言说：“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裸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悯。”《张爱玲小说叙事中的“突

3、转”》所研究的“突转”，其实就是张爱玲创作观上的“反高潮”一说，由于能够结合具体作品来加以辨析，揭示了张爱玲创作中处理“突转”的类型问题，从而说明了叙事活动的内在结构及力量所在。文中强调“突转”区别于“突兀”，非常重要，“突转”是一种艺术，而“突兀”则是艺术创作上的败笔。《张爱玲小说写作的女性视角》同样以作品分析为主，但抓住“女性视角”加以绾合，也就深入揭示了张爱玲的“女性视角”所可能包含的主体维度、文化维度的内涵，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解读张爱玲的作品，体会其精神特性。《<色，戒>文本的三重解读》出自研究生之手，但由于切入角镀新颖，同样加深了对于这篇小说的理解。其中关于悬疑小说的说明，揭示了

4、《色，戒》的内在紧张性。我们有理由相信，特别喜欢通俗小说与电影的张爱玲，一定对悬疑叙事深有研究，从而自己来实践实践。其他关于文本意象、对话与身份的解读，也进一步揭示了小说的叙事是如何成功的。如此看来，上述四篇论文，围绕着叙事研究，结合不同的文化内容，各有侧重地揭示了张爱玲作品的叙事特色：或在战争叙事中揭示自我困境，或在故事营造上设计“突转”加强叙事力量，或从“女性视角”出发去观照女人的命运，或通过“悬疑”方式去吸收读者眼球。张爱玲是位叙事大师，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张爱玲，仍然有许多工作可做。[主持人简介]刘锋杰，男，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的《烬余录》与战争文化心理刘锋杰(苏

5、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烬余录》因在文中坦陈“我”对一个伤员的无同情态度而备受争议，一些人由此认为张爱玲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其实，只有从战争生活状态下所形成的文化心理角度来解读这个文本，才能认识“我”的独特心理活动所包含的人[收稿日期]2O14一O1—08[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一)，男，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学内容。与日常生活有别，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人，面对苦难，会从“同情”向“庆幸”继之向“焦虑”发展，从而使得人的选择更加自我化、非同情化。同时，《烬余录》的写作已经以日常之“我”完成了对于战时之“我”的反省，体现了作家的真诚不欺，

6、据此，我们不应低评张爱玲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关键词]《烬余录》；日常生活；战争文化心理；精神境界[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73(2014)02—0001—09张爱玲的《烬余录》是记录在“香港战役”期间经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的，没历与情感活动的散文作品。“香港战役”指二次大战有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期间日本对香港的侵略战争，日本于1941年12月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8日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攻占香港，正式战斗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只进行了十八天，也称“十八日战事”。此时，

7、张爱玲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正在香港大学读书，经历了香港沦陷时的各种困顿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与危险。散文写于1944年，属于回忆性质的。但以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张爱玲的记忆力，又值青年时期，这段经历刻骨铭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心，在记事的真实性上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错漏。这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篇散文成为后人撰写张爱玲传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