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西汉辞.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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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第一节骚体赋及“九体”一、关于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它既如诗歌，讲究押韵和整齐的形式，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适宜于状物叙事，抒情说理，兼有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赋之本义来源于《诗经》六义中的赋，原为敷陈（将事物展开）之义，后指以铺陈、描绘为主要特征的文体。以赋名篇，始于荀子的《赋篇》，分别咏礼、知、云、蚕、箴，成为后来说理咏物赋的开端。汉代赋体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代；西汉武帝至东汉中叶，是散体大赋（新体赋）的时代；东汉中后期，则是汉赋走向抒情化、小品化的时代。二、汉

2、初骚体赋及九体骚体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汉书·艺文志》著录他有赋7篇，今存4篇。其中以《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为最有名。“鸾凤伏窜兮，鸱鸮（一种鸟）翱翔。阘茸（tàróng卑贱之人）尊贤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作者描述出一个善恶颠倒、错乱反常的昏暗社会，流露出自己无辜遭贬的

3、愤恨心情。《鵩鸟赋》作于谪居长沙时，作者因鵩鸟入宅以为不祥而发出感慨。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遭贬后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自我宽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强调万物变化，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消极思想来自我排遣。贾谊之后，骚体赋继有人作，多有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作品，如庄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以“九”命名者，九章成篇，主题相似，形成“九体”。《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44篇，今只存淮南小山的

4、《招隐士》一篇。全赋句式参差不齐，从三字句到八字句，句法灵活，形象诡异雄奇，近似《九歌》中的相关篇章。司马相如的骚体赋以《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为代表。《大人赋》以骚体形式而用大赋手法，讽谏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只因过于铺陈辞采，武帝读后反而“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讽谏功能未得展现。《长门赋》写武帝陈皇后失宠，内心苦闷抑郁，忧伤凄凉，表现了失宠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心情，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哀秦二世赋》哀叹胡亥“持身不谨”、“信谗不悟”而终至“亡国失势”、“宗庙灭绝”，意在劝谏武帝居安思危，谨慎持身。第二

5、节西汉散体大赋散体大赋（新体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分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谕劝谏功能；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则是成熟之作。一、枚乘和“七体”汉初诸侯王好养文学与儒学之士，其中，梁孝王刘武最为突出。梁孝王筑有梁园，招揽诸多文学才俊如枚乘、庄忌、邹阳等，形成梁园

6、文学群体。枚乘（？—前140），字叔，汉初重要辞赋家。主要生活在文、景时代，初为吴王濞郎中，后因吴王蓄谋叛乱，劝谏不成而投奔梁孝王。“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9篇，成就最高者为《七发》。《七发》虚拟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病因，告诫居高位者不要沉迷音乐、饮食、车马、游宴诸事。之后，以畋猎、观涛逐层启发太子，最终归结到让太子听取圣人辩士的“要言妙道”，“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至此，太子汗出病愈。此赋的劝诫之意甚明，李善在《文选注》中说：“七发者，说七事以启发太子

7、也。”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七发》开头即指出楚太子的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病根，需要有道之士启发诱导才可得治，讽谏之意不言自明。《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张。《文心雕龙·杂文》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七发》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在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七发》问世以后，后代模仿者渐多，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的体式——七体。二、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8、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免官游梁，与枚乘等为梁孝王宾客，著《子虚赋》。武帝即位，读《子虚赋》，赞扬有加。后经人推荐，相如赴京城面圣，作《上林赋》。武帝大喜，任为郎。《子虚赋》、《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