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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通序例翻譯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有这样的话:序是用来叙述作者意图的。我以为《尚书》列有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不叙述作者意图,就不容易完全了解它的真实用意,所以每篇都有序,用来阐述它的意义。后来到了《史记》、《汉书》,本以记事为主,至于其中的表、志、杂传等,也时常又立一篇序。这样,文体是史书,看来又像子书,但还是可以和《尚书》中的诰誓、《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相提并伦的。到了范峤的《后汉书》,大多和班固《汉书》相同。如《刘平》、《江革》等传,它的序先谈孝道,其次叙述毛义奉养亲人。这就是效法《汉书·王贡传》用商山四皓开头的体裁。华峤的言辞简略质朴,叙事温文雅致,体
2、会它的宗旨,也可以说是仅次于班孟坚吧!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开始改变他们的方向,舍弃史才,炫耀文采。后来所有著作,都像这样。于是司马迁、班固的作史体例被忽视,精微婉约的风貌也衰微了。如《后汉书》中的《后妃》、《列女》、《文苑》、《儒林》等,所有这类传记,范晔都要加序。以前史书有了的,唯独自己的书中没有,当时的作者,都因之而感到羞愧。所以上自《晋书》、《宋书》,下到《陈书》、《隋书》,每篇必定有序,用来凑足其数。撰写史书的道理,是要把古代的东西传到现在,古时已经有的,现在为什么还要这样重复呢?开始创作,或许可观;层迭重出,不就太过分了吗?……史书有体例,犹如国家有法律。
3、国家没有法律,上下就没有依据。史书没有体例,是非就没有标准。过去孔夫子著写《春秋》,开始创立凡例;左丘明创作《左传》,标明它的界限。只要条例分辨明白,也就文采焕发可观了。下到战国,直至晋朝,经过五百年,修撰史书的人不少,虽然它的体例屡次变革,而这样的传统终于断绝。惟独干令升最先觉察,遵循《左传》,重立凡例,编成《晋纪》。邓粲、孙盛以后,于是就追踪他的足迹。史书体例重新恢复,到这时最为兴盛。如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然都以序为名,其实都是有凡例的。如果要论定它们的优劣,验证它们的好坏,干宝、范晔,条理恰当,多有成效;邓粲、道鸾,言辞烦杂,不太简要;子
4、显虽然文辞不流畅,但所阐述的意义却很美好。这一两家,都是序例中好的例子。做事情完全不效法古人,这是没有听说过的,如果以先贤作为榜样,按理就不可以隐讳。可是魏收所作的体例,完全是从范晔那里抄袭来的,贪图了别人的功劳说成是自己所做的,不同于范晔依据华峤,班固学习司马迁。卷起袖子公开行事,岂不陷入偷窃之罪吗?凡例既然已经确定,应当和纪传一致。依照唐朝《晋书》体例所说:“凡是天子的庙号,都要记载在卷末。”依此检验晋孝武帝死后,竟在《纪》末不说他的庙号叫烈宗。……这并不是说起来困难,而是做起来困难。又如《晋》、《齐》史的体例都说:“妇女柔顺卑下,不能给皇后做纪,现在编撰(后妃传
5、)与列传相同,这是用来警诫皇后专权。”我想记载皇后的既然是传体,自然不可加上纪的名称。《晋》、《齐》二史把皇后事迹作为传体,虽说公允恰当,但是它的解释却不成理由,只是偶然做对罢了。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画蛇添足,反失杯中之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