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岳悼亡诗的写作特点.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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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家与作品ZUOⅡAYUZUOPIN论潘岳悼亡诗的写作特点杨倩中国古代重视丧事礼制，“居丧未葬，读丧包括悼亡诗、诔文、哀文、碑文、祭文等文体，其礼。既葬，读祭礼”。在多种以诗歌为载体的哀祭中悼亡诗对后世影响最大。潘岳在《怀旧赋》中文学中，“惟悼亡诗最古”，悼亡诗是生者对死道：“余十二而获见于父友东武戴侯杨君，始见者最后形式的情感告别和对生命意义所进行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又云：“余总角而获见，承的理性思考，也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戴侯之清尘。名余以国士，眷余以嘉姻。”杨肇当想和社会思潮。在悼亡诗的发展的历程中，潘时为司马昭大将军府参军。魏高贵

2、乡公甘露三岳将悼亡诗“定篇名制”，确立了这一诗歌题材年(公元258年)潘岳12岁，杨肇将女儿许配的写作内容和模式特点。给潘岳。晋惠帝元康八年(公元298年)，潘岳妻一、悼亡诗的内容特征杨氏卒于洛阳，潘岳作《悼亡诗》三首和《杨氏七“悼亡”之名始于南朝，“宋文帝时，袁皇后哀诗》，确定了这一作品的写作模式，此后的悼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亡诗虽在体制、内容等方面有所创新，但基本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It]悼亡诗上没有走出潘岳所创造的模式框架。从内容上对作者的身份主体有严格的限制，其专指丈夫看，潘岳的悼亡诗的内容主要包含

3、以下方面。对亡妻的哀悼。在我国文学史上真正将悼亡诗。第一。对亡妻品行的肯定。在中国的社会“定篇名制”的是西晋潘岳。潘岳擅为哀挽之生活中，夫妻关系乃人伦关系之始，“夫妻之作，其今存文59篇、其中哀挽作品高达37篇，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汉书·孑L光传》)。作19作家与作品ZUOJIAYUZUOPIN为夫妻之间的伦理准则的“义”就是双方在家亡妻的情感抒发揉和在了一起。传统的婚姻伦庭生活中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事父理并不排斥情，但囿于身份的限制和“父不祭母、事宗庙、广继嗣等，夫妻之情也正在这些责子，夫不祭妻”礼制的约束，封建文人尤其是士任和琐

4、碎的生活中建立。因此在中国传统的悼大夫在表达对妻子的情感时往往夹杂了自悼亡诗中，诗人对亡妻美好品德的颂扬和怀念成和对死生的思考之中。这种情感思维既追忆过为重要内容。如江淹《悼室人》云：“窗尘岁时阻，往也指向将来，既是对死者的留恋也夹杂着感闺芜日夜深。流黄夕不织，宁闻梭杼音”；元稹伤自身以及不可预见的未来，悼人兼自悼、自《遣悲怀》“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伤、自怜。面对“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的怅开”，均将对妻子的思念与“入厨下”、“寄寒惶落寞，发出的是“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衣”、“弄机杼”等生活细节联系起来。但这部分欢乐鲜”的感叹。和“

5、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内容在潘岳的悼亡诗中表现并不突出，多是的无奈。“奈何悼淑丽”、“伊良嫔之初降”等等笼统的概二、悼亡诗的写作模式括。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潘岳成就时说第二，对女性的才情的赞美。封建社会中“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男女分工模式不容颠覆，但女性的学识和文才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在杜绝牝鸡晨鸣的前提下也会赢得丈夫的尊旧而趣新。”可见，潘岳哀挽作品除了“情洞悲重和赞赏，妇女“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苦”，还做到了“虑善辞变”，在表达感情的手法辅佐君子，助其不足”，(《颜氏家训·治家》)女性上

6、，除了继承前人的叙事技巧，也开创了具有的才情能有助于夫妻问情感的交流。潘岳的发自身特色的模式和特点。妻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杨肇之女，由潘岳的《悼首先，用典隶事的手法。“事类者，盖文章亡诗》中屡次出现“遗挂”、“翰墨”等意可知文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2]，典隶事化层面上的沟通是她与潘岳交流的重要方式．之风至魏晋六朝大为盛行，且潘岳自幼接受正而不仅仅以“妇工”来融通夫妻感情。统的儒学教育，其“傲坟素之长圃，步先哲之高第三，情感的多义性。死亡给人们带来的衙”，深厚的知识积淀使他对其中的典故能轻不仅是肉体的消逝，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恐惧和松驾驭。在

7、潘岳的悼亡诗中，典故具有多种功无奈。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国哲人很早就能。一是借典故以抒情，如“上愧东门吴，下愧开始对死亡进行思考，并建构了相应的死生蒙庄子”一句话中化用《战国策》中梁人东门吴观。个体对死亡的思考在哀祭类作品中并不鲜子亡而不忧和宋人蒙庄子妻亡却鼓盆而歌的见，而悼亡诗却赋予了这种思考以更新的特典故，从反面显示出诗人内心的茫然无助、孤点：未亡人的自悼以及对死生问题的思考与对独恐慌和痛苦无奈；二是借典故以达意，《悼亡20作家与作品ZUOJIAYUZUOPIN诗》其一“之子归穷泉”一句出于《周南·桃天》：吹入室内的秋风，这种情景又发生在“

8、悲九秋“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及《召南·鹊巢》：“之子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的秋夜，凄然之情跃然于归。百两御之”。两诗都描绘了新婚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