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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285期第9期贵州社会科学Vo1.285,No.92013年9月GuizhouSocialSciencesSeptember.2013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中的劳资对抗田彤(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摘要:1933年的全国纱厂减工风潮,无疑可作为检测党政机关与劳资双方关系的试金石。从学理而论,在市场危机面前,厂主与工方均为弱势群体。减工、停厂是厂主应对、化解市场危机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是其强化企业管理之有利时机。不过,厂主藉此大幅降低工人待遇,取缔工会,以至抵制《工厂法》加诸其护工的权责,挟制中央政府出台相关保商法
2、规,拖延劳资争议时限。中央政府既不能应厂商要求出台必要的统税法规,又不能利用国有金融系统为纱业注入资金,为保障税收、结束劳资争议,只能藉打击工方势力为资方疏压,将资方所失转嫁于工方。各地方政府因动机不同,在减工风潮中或支持资方,或支持工方。党部为维持工运,多站在工方立场,但无力同厂主与政府的强力“结盟”相抗衡,更无经济实力、社会资源接济工人。为严防中共向各纱厂渗透,国民党及政府各方面最终一致全力压制工人利益,强力结束劳资对抗局面。党政部门既不能助推企业发展,又不能培植工方力量、保障生产与生存权,反而牺牲工人利益,安抚资方,不
3、仅完全丧失其基本的社会职能,而且无异于破坏社会正义的元凶。关键词:纱厂;减工风潮;劳资关系;党政机关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13)09—106—1151933年,华商纱厂联合实行减工,几乎同时突,其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其意图激化了各纱厂的劳资矛盾。资方违背《工厂法》,实现与否?这一原因是否与各级党政机关区别停工、裁员、拒付工人生活维持费,甚至武力对抗对待劳、资的态度相关呢?工人群体又以什么工方。如此遍及所有棉纺织基地的劳资对抗,是“武器”与资方对抗?劳资双方由生产环节、契约
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第一次,也是最为激烈的一所结成的责、权、利关系,有赖于双方的维护,更次。作为劳资调解与仲裁的各级党政机关,一方需要职能部门的监管。各级党政机关在应对劳面“软性”疏导厂方,尽快结束减工之举,另一方资冲突中,能履行职权、保障社会的正义吗?有面则“硬性”命令工方听命于厂方安排,以图尽快关劳资冲突的个案研究已多,但案例一般多限于结束劳资纷争。一地,所得结论均为“地方性知识”。减工风潮中全国主要纱厂不避大规模的劳资冲突,采取的劳资冲突所具有的广泛的区域性及复杂性,隐全行业的联合减工之策,固然有应对“产量过剩”藏着更加
5、多元的信息,是洞察劳、资、党、政四方之目的,但又不惜以违法手段不断放大双方冲关系、获取“普遍性知识”的较佳视角。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2009JJD770018)。作者简介:田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民国史。第9期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中的劳资对抗107与社会局第二科科长吴桓如,向行政院长汪精一、华商纱厂减工卫、代财长汪琳、实部次长郭春涛、铁道部长顾孟鉴于日棉倾销、纱价狂跌,华商纱厂联合会余报告华商纱厂实际困难
6、,呈请中央予以减低原于1933年4月10日在上海举行各厂全体会议,棉、纱运费。⑤28Et,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召集议决:自4月22日起,至5月21日止,各厂实行实业、外交、铁道、财政四部及民运委员会代表,减工;每星期六、日一律停工;或由各厂采用相关召开首次会议。5月2日,行政院召集第二次会办法减工23。停工之日,各厂职员薪水减半支议,四部拟定治标办法四项:(1)设法推销存货。付。凡违背议决案之厂,每锭每日罚大洋1角,(2)商请各国家银行低息放款。(3)给予运输上且开革其会籍。①种种便利。(4)缩短减工期间,不得再行减低工4月
7、22El,上海、天津、无锡、武汉、南通等厂资。⑦5月5日,汪精卫、陈公博召集上海各复兴均减工、或停工。然而,此次减工远未达到提高会委员开会,议决“由政府商由国家银行,用低息纱价、平抑棉价的预期效果。一部分厂家因成本放款二千万元”于棉织业。⑧同时,中央一再要求关系,损失更甚。华商纱厂联合会遂于5月1O各纱厂早日复工。日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议决自5月21日起,各厂减工导致各地工潮此伏彼起。上海市政府停工或减工,悉由各厂根据自身经营状况自主决秘书长俞鸿钧为维持地方治安,5月3日函纱厂定。②到7月7日,该会再次召集各厂代表讨论停联合会
8、:“务祈贵会共体时艰,切实劝导各厂,照止夜工问题,大会仍决定停工或减工由各厂“参常开工”,“静候中央通盘筹划”救济;⑨希望藉此照本身情形酌订”。此类决议似乎取消一致减工使劳资双方相安无事。上海市党部书记长姜怀计划,实则助长了全国纱厂减工与停工的风潮。素通过记者,一方面劝告厂商设法变通减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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