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正在发生什么？-论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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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深报道中国裢区正在发生什么?口郭小为耗时半年调研，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809份，深度访谈69位业委会负责人，在经过了这次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城市小区业委会调研后，由中国大陆、美国、香港三地学者组成的“国际调研团队”有了自己的初步发现：对小区业委会的效能评价与小区规模、房价高低、房子新旧、小区内外部矛盾等紧密相关；业委会与街道居委会、物管公司的竞争合作关系紧张而微妙，且往往处于弱势；小区业委会未能承担起“草根民主”的期望。一半以上的业委会负责人都是有党籍、工作清闲的中老年男性2010年，位于广州的广东省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华南和谐社区)迎来了一位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客

2、人傅强，这位年轻的学者和他享有盛名的导师——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南一样，长期关注着“中国社区里发生的事情”。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促成一次大规模的小区业委会调研。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谓一拍即合。此后，由杜克大学的林南教授牵头，联合中山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多位教授组成了一支“国际队伍”，终于在经过了诸多波折后于2012年1月开始了耗时半年的调研。调研的内容包括对广州约200个成立了业委会的小区进行抽样，选取了其中100个小区，针对每个小区的2oo位居民(绝大部分是业主)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收回了有效问卷1809份。此外，还对69位业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进行了深度访谈，形成了大量第一

3、手的数据信息。虽然最终的调研报告还未完成，但参与调研的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何深静在整理数据信息的过程中仍有不少“有意思的新发现”——当问到“业委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时，有1，3的人说把物业管理公司换掉，也有1／3的人选择续签，还有一小部分人选择不要物管，自己来做。而69位受访的业委会负责人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特征：男性居多；年龄偏大，一半以上超过50岁；闲暇时间较多；收入高，学历高，住房条件9—58纵深报道相对较好；一半以上的人有党籍，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民主党派人士。政府巨大的身影往往遮蔽了业委会本应有的光芒公开资料显示，全国各地小区成立业委会的比例大概在3O％左

4、右，其中广州约25％，上海小区成立业委会的比例最高，达到8O％。实际上，在林南他们最初的调研计划中除了广州，还包括上海，但上海部分最终未能成功开展。为什么会这样?调研团队事后总结了原因——上海的小区业委会是在政府强力主导下成立的，本身缺乏自主性，并不欢迎这样的调研项目。而对于华南和谐社区的负责人周活宁来说，则有着更为直接的体会，这位在沪穗两地做了大量社区联络协调工作的民间公益人士，在成功推动广州调研计划后，却在上海碰了壁——基本上属于街道居委会包办的业委会，遇上民问力量、学术力量的介入后，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街道居委会的强大阻力。一个令周活宁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当他在上海主持一

5、场业主培训时，居委会全程到场“围观指导”。在中国的小区治理中，居委会、物管公司、业委会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政府巨大的身影往往遮蔽了业委会本应有的光芒。“在台湾和香港，三者的利益是重合的，物业公司会主动去推动成立业委会，业委会就是私有化的政府，直接承担着社区层面的治理职能。但中国的情况恰恰是对立的。”何深静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集体行动与搭便车之间的矛盾便会集中显现。做了多年社区工作的周活宁很清楚，即使意识到了成立业委会的重要性，要想成立合法的业委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乎所有的业委会在成立时，都遭遇到了来自各方力量的阻挠。“在那么多的法律中，开发商最怕的一条就是如果小区

6、成立了业委会，业主就可以直接单方面地重新选定新的物业公司。”周活宁说，正因为如此，许多酝酿中的业委会往往被扼杀在萌芽期，广州甚至出现了开发商拉出的“请你投下神圣的反对票!”的横幅，“反正就是不能让你轻松成立”。2011年夏，华南和谐社区那略显狭小的办公室迎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在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社区治理研讨会上，一个被提及次数最多的观点就是——共有物权产生共同利益，形成集体行动，最后达至共同治理的社区目标。后来，这句话被周活宁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他似乎想要告诉来访者，小区的安宁和舒适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摘自《新周刊)2014年第5期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