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诘难到制度反思——清代《论语》诠释发展进程论-论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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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师大学报f社会科学版}／May．2014／No．3经学研究从文化诘难到制度反思清代《论语》诠释发展进程论柳宏宋展云[摘要]清代《论语》诠释在经学发展与社会变迁、学术嬗变与文化推演的互动建构中，跌宕起伏、气象纷呈。清初之《论语》诠释在诘难宋学空疏、批判王学狂禅、申讨佛老杂糅三个层面展开。至晚清，则转型为变法改制的呼唤、腐朽制度的抨击、西方制度的移植三个方面。清中期之《论语》诠释看似与前后疏离，实有内在关联。其在初期文化反思的浪潮中“节节复古”，促成了考据学的繁盛，又为后期的制度反思提供了学理依据。清代《论语》诠释的断续裂变过程，充分说明学术发展既有自身的独特规律，

2、又与社会发展、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其对当下文化发展及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关键词]清代；《论语》诠释；发展进程有清一朝，无疑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大师云集，著述宏富，学派林立，新见纷呈。当我们越过这一总体的描述和宏观的评价层面，结合清代社会发展过程，对《论语》诠释演进脉络作线性历时的分析透视后，如入光风霁月之境。清代的《论语》诠释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清初主要表现为文化诘难，乾嘉时期转型为形下实证，至晚清则逐渐走向制度反思。在这一视角下，深入分析清代《论语》诠释不同时期的品格特征、建构成因及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联，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化发展繁荣与改革开放、民族富强的意

3、义是一个饶有意味、富有挑战的话题。一、清初《论语》诠释文化诘难之路径1644年，满清铁蹄踏平中原，结束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统治。面对这一“天崩地解”、“鼎迁社改”的大事件，一批深受华夏大一统文化泽润的明朝遗老们悲愤不已，有的直接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斗争，以枪杆子恢复故国；有的“隐忍史局”，用笔杆子修国史以报故国。就连离明朝灭亡62年后出生的全祖望还“痛星移而物换”，为晚明义士而“流涕”“长恸”。然而，当“潮息烟沉”、复明无望时，在民柳宏，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展云，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师，225002。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清代

4、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13YJA751031)阶段性成果。126族主义情感和立场的激荡下，他们怀着学术救国的担当意识，退而握笔以文化诘难代替情绪宣泄，以此作为反清斗争的一种手段。第一，诘难宋学的空疏。顾炎武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学者，集亡国之恨和文化沦丧之忧忠于一身，冷峻思考，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国的重要原因是崇尚玄虚、屏弃实学。故其以考据实证的解经路径对抗宋儒之“离开经传去发挥悟性”，《四库全书总日·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顾氏将“圣人之道”与“洒扫进退”关联起来，认为“天道”、

5、“心性”皆在“文行忠信”、“人伦日用”中，皆在夫子之文章中。其《日知录》解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时，对当时学者的好高之病、躐等之病、堕于禅学之病提出了批评。再次强调“性与天道”本自平易，在于孝弟忠信、居处执事等人伦日用之间。如果“推之使高”，“凿之使深”，“借以谈禅”，“堕于禅学”，则“其害深也”。毛奇龄诘难朱注、反对宋学之空疏，在清初“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①。皮锡瑞云：“其不染宋学者，惟毛奇龄，而毛务与朱子立异。”为了跟朱熹唱对台戏，毛氏甚至变本加厉、把自己推向尴尬的境地，如“朱子疑伪孑L古文，而毛以伪孔为可信；朱子信《仪礼》，而毛以《仪礼》为可疑”。然“此则

6、朱是而毛非者”。毛氏著《论语稽求篇》，其目的便是攻驳“宋儒之书”而达“夫子之书”，追求《论语》去古未远之真义与本意。《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此书：“皆辩驳朱子《集注》之说，盖元陈天祥《四书辨疑》之类也。朱子《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奇龄学博而好辨，遂旁采古义，以相诘难。”毛氏在《论语稽求篇》中，共辑出《论语》91条加以考释，大多从文本、释义、训字角度直接攻驳朱注，如释“盍彻乎”(《颜渊篇》)云：“朱注‘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八字，不知出自何书”；“耕则通力而耕，收则各得其亩。未可知也”。引《周礼》、《孟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古义，诘

7、难朱熹无所依据，杜撰自疏，碍理之甚，可怪之极。李螓经学思想基本沿袭颜元，世称“颜李学派”。颜元30岁以后，觉得程朱之学专务记诵的“路数不对”，因为宋儒讲“天理心性”，主“静坐冥想”，实为空疏无用。所以他极力提倡一个“习”字，名其所居日“习斋”，学者因称他为习斋先生。他所谓“习”，绝非指温习书本，而是说凡学一件事，都要通过实地练习。梁启超命之曰“实践主义”或“实用主义”。李氏同样重视习行，毕生致力于将颜氏实践、实用学说发扬光大。甚至将行与学离的空疏学风上升到亡国的高度，可谓大胆极端。《恕谷年谱》云：“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