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部分书稿阅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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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部分書稿閱讀記辛德勇中華書局新點校本《史記》付印在即，主事者囑先睹部分卷次書稿（爲行文方便，下文以《點校稿》稱之），以兼聽閭里小知之議。因從命拜讀，並略陳所思所想如次。倘偶有一言可資點勘諸君推敲斟酌，斯亦芻蕘狂夫之幸。一、《河渠書》【一】《史記·河渠書》原文：道河自積石，歷龍門，……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其中“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句《集解》曰：1《漢書音義》曰：“厮，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點校稿》就此“

2、其一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句擬有《校勘記》云：“二”，疑爲重文符號，誤作“二”字。按：《漢書》卷二九《溝洫志》顏師古注引孟康作“南”，是其證。〖今案〗《河渠書》下文記漢武帝堵塞南決之瓠子河口“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指的同2樣是這一段河道，故所謂“厮二渠以引其河”，惟有“北折”而斷無“南折”之理，顏師古所引孟康之說，似是而非。或顏氏引文本身存在舛誤，或顏師古對《漢書音義》有錯誤理解，對此還需要審慎辨析。首先，裴駰《史記集解》引述的《漢書音義》，應當是指西晉人傅瓚亦即顏注所稱“臣3瓚”者撰著的《漢書集解音義》，因知顏師古引述的孟康釋文，係同出于此書；或者反過來說，《史記

3、集解》引述的所謂《漢書音義》，實際上是引用《漢書音義》中所採錄的孟康對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二九《河渠書》並刘宋裴駰《集解》，頁1405—1406。2案宋人葉適在所撰《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一九《史記·書》中（頁273）分析指出：“二渠之功，非禹之所自以爲績者，……遷豈以是著後世有渠之始乎？河者，水之道也；渠者，水之利也。治其道者，禹之事也；治其利者，後世之事也。”葉適所說自較爲合乎情理。3唐顔師古《漢書叙例》，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首，頁1—2。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卷六“臣

4、瓚晉灼集解”條，頁124。1《漢書》的注語。因此，《點校稿》所擬校記以此孟康注語來比勘《史記集解》引述的《漢書音義》，自然是很合理的做法。只是顏注畢竟較《史記集解》晚出很多，對其文字的準確性亦不易輕信。《漢書·溝洫志》有相關記載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德勇案：“各”疑爲“令”字形譌）更穿渠，直1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

5、之。清朝康熙年間，胡渭在論述歷代黃河河道時曾經引述此事來解說：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北，……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城在今清平縣西南。《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埶，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郭昌穿直渠，後三嵗，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蓋即孟康所謂“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也”。“二折”疑當作“三2折”。後來葉圭綬論黃河河道，又進一步申說了這一看法：大河

6、故道。……又東北，逕貝邱（丘）縣故城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即隋淸平縣城〕南十八里〔漢博平縣北十八里。——並見《寰宇記》〕。又東，逕今淸平縣南〔《漢書·溝洫志》：“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據此，知逕貝邱（丘）以後“又東”云云，即改而直東之道。孟康注：“禹釃二渠，一渠即岀貝邱（丘）西南南折者。”《禹貢錐指》引作“西南二折”，以爲當作“三折”。按“三折”正指“三曲”，若作“南”字，其地之河並未南折也。或古本本是“三”

7、字，譌作“二”，傳寫者又誤3作“南”之重字耳〕。這樣的解釋，避免了顏師古置黃河流路南折而下的荒謬，而且從比孟康時代更早的《漢書》當中，爲黃河所謂“二折”問題，找到了對應的史事，總的來說，應較顏說更爲合理。不過，胡渭和葉圭綬在這裡同樣是用改字的方法來疏釋舊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同樣存在著誤解誤判的可能。而且從黃河水道的實際流向來看，其改作“三折”，亦未必合理。胡渭和葉圭綬在論述中，都把郭昌從事治理的“北曲三所”河道與孟康所說“出貝丘西南二折者”之“二折”処視爲同一地點，所以，纔會推測“二折”爲“三折”的譌誤。他們分析這一問題的基本思路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