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需要制度与社会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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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想需要制度与社会德性　　如果让今天的年轻人，和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在某个时空中相遇，要他们就心中的理想相互理解，估计是艰难的。换了一拨人，换了一个社会结构，就像换了一个世界。而现在可以通过“理想”这个词描述、捕捉的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可以从过去，从对现在的考察中，找到哪些走向未来的可能路径？这个社会多元化的理想，它们共同需要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从道德上而言，应该是什么？本刊记者就此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理想，意味着认真《南风窗》：当我们谈到”理想”这个词的时候，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上

2、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作为亲历者，您在当时所感受、观察到的理想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理想的内容是什么？6何怀宏：80年代其实是一个“惶惑”的年代。年轻人从疾风暴雨的六七十年代跌跌撞撞地走过来，从农村、工厂摸爬滚打走过来，却发现原来的“理想”出了问题，他们做出的大量牺牲并没有造福社会，甚至还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所以就出现了信仰、信念、信心的危机。但即便原有的信仰失落，人们仍然还是相当认真地对待“信仰”本身，还是在努力地寻找新的理想、新的信仰支柱。那时，有的人甚至为了争论一个问题而自杀。80年代也是一个

3、单纯的年代，人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求富”了，但大家那时还没有怎么富起来，年轻人更看重、也更愿意去追求精神世界。当然，80年代的“单纯”也与相对宽容的政治环境有关，那时的中国，想必是没有多少维稳开支的，连大学的校门也常常只由几个年老甚至退休的老工人帮忙看着。《南风窗》：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群体、理想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氛围，是不是因为个体与历史的恩怨太深，所以对家国天下更为关切？何怀宏：显而易见，8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是在一个有“理想”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后来这“理想”被证明是一个虚

4、幻的“理想”，甚至深受这“理想”之害。但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人没有理想怎么能活，没有精神怎么能活的观念。责任感的确也起了作用。他们是过来人，觉得自己有两面的经验，所以想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南风窗》：理想的内容和命运，大致可以成为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视角。今天的中国，在时间上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但从重要性上说，有哪些东西得到了新的表达或有了新的变化，又有哪些没能在今天重现呢？6何怀宏：和过去的80年代相比，在理想追求方面，有些东西可以说更清楚、更明确了，因而也更坚定了。过去有

5、些话语是容易混淆的，有些普遍的价值和因袭的意识形态话语混淆在一起，缠夹不清。而今天，这些方面应当说更加单纯和清晰了。但是，现在也许是因为观念分化和分裂的结果，思想的对峙也加重了，甚至戾气也加重了。而在80年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启蒙派和改革派，没有很极端的思想和对立。但那的确也仅仅是一个过渡时期。《南风窗》：今天，理想的特征是多元化、世俗化、生活化，或许在利益面前，这些不同内容的理想还相互冲突。但很多人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都有挫败感，对未来难有预期，都感觉到这一切需要改变。当人们把政治理想、生活理

6、想投入到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中时，未来真的会改变吗？何怀宏：如果人们都没有理想，现实的确是不会改变的，现状就是未来，未来也就是现状。但在我看来，也不能再像上世纪那样，面对当时的传统和现状，人们选择去“完全打破”、“全盘打翻”，包括对“完全打破”也不能再“完全打破”。“矫枉”不必“过正”。“过正”将又是“新枉”。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延续现在、尤其是相当程度上被湮没了的过去的许多因素，重要的是尽量选择那些好的因素。理想需要一个公平正义的背景6《南风窗》：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谈论宏大、高远的理想了，似乎是一

7、种堕落。但另一方面，“堕落”后的理想，看起来似乎会更容易实现并获得幸福，即您所说的“廉价的幸福”。何怀宏：理想主义者一定是更不容易获得快乐，而“廉价的幸福”也是值得争取的，或者说是值得为大众争取的。理想主义者应当欣然于此、坦然于此，哪怕这并不是自己个人所最想要的。他不必欣然于痛苦，不必想要大家都成为理想主义者，这实际上也做不到。当然，这里的“理想”其实是一个基本标准。从道德上说，这种“理想”其实就是“公平”、“正义”。比如说，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不能固化，更不能世袭，不能让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看不到什

8、么希望，没有什么上升的机会。基本的物质保障其实也很重要，从社会角度看，甚至是应当最优先予以考虑的。不是说要保障人们获得充分的享受，但要尽量保障所有人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和平等的发展条件。从道德上说，这种“理想”其实就是“公平”、“正义”。比如说，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不能固化，更不能世袭，不能让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看不到什么希望，没有什么上升的机会。《南风窗》：现在的青年之所以缺乏社会理想的凝聚和共识，是不是与他们本身从出生到成长并没有经历过信仰从坍塌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