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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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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摘要: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关键词:四书;理学;经典解释;方法南宋大儒朱熹合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并著《四书章句集注》为之注解,标志着“四书学”的确立。
2、然而,由于朱熹卷入了南宋末年的“庆元党禁”,使得“四书学”随着朱熹本人受到的政治压迫一道遭遇重创,始终无法进入官学领域。自南宋理宗起,朱熹及其“四书学”逐渐为统治者所推崇。不过,“四书学”一直未被官方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可。直到元代仁宗、英宗、文宗三朝,孔子的封号不断提升,国家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士子科考的主要依据,“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后,“四书学”才正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它促使元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四书”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对象,出现了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以吴澄为代
3、表的草庐学派,以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以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等诸多“四书学”学派。这些学者的“四书”解释思想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其中也不乏共性。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正是从这些共性中演化而来。一、融会“朱、陆”学说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曾提出过两种风格迥异的“四书学”解经思路:朱熹主张借形式化加以拓展的知识论路向,陆九渊秉持借践行性予以证成的实践论路向。朱熹认为,“读书”是认知者借助于圣贤的言论间接把握事物之“理”的方式,他以四书的原文和原义作为其经典解释的出发点和依据,强调义理的阐发须是建立在探明经文本义的
4、基础之上。陆九渊认为,圣人之心比经典更为重要,经典的具体解释中,以己意说经,走体证式的道路,对于圣贤典籍,最重要的是从中窥见圣贤之心,得其精神旨趣,而不是字释句解,依傍附会康宇:《宋代经典解释方法建构》,《哲学动态》2009年第7期。。朱、陆二人的经典解释学说影响深远,不过至元代由于朱熹学说的尊崇地位,除史蒙卿、程端礼、邵大椿、桂本、王幼孙等少数宗陆一系外,各“四书”学派基本都是宗朱学派的延伸。如鲁斋学派的许衡,静修学派的刘因均是赵复北上赵复:南宋程朱理学大家。1235年元军攻陷湖北,赵复成为俘虏被送到燕京。为了传承民族文化,赵复同意留在北方以
5、所学教授学生,并将程朱之学笔录授予在元朝中被重用的几位名儒。总的来说,赵复北上的贡献有三:把程朱理学系统介绍到北方;开北方书院讲学之风;建立了元代北方理学的传授体系。据《元史》载:“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传授程朱之学的传人。《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上说:自石晋燕云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之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宝欲、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涟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据记载,许衡在研习了赵复所授的程朱之学后,大有“今是昨非”之感。他要求弟子尽
6、弃前日之学而重新开始学习,并称:“朱子《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书,虽他书,不治可也。”(《宋元学案·鲁斋学案》)许衡以“性即理”的理本体论为解释形上学,力主以“格物致知”的方法解释经典,以“四书”阐发义理。与之相似,刘因早年学习的是训诂疏释之学,后接触到理学传注之学曰:“我固谓尚如是也”,遂主张读书“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必须以“求实”的精神对经典进行解释,不可对经典本文不得正解而妄发议论。又如元代南方“四书学”大成者吴澄,直承朱熹、黄干、饶鲁一线,强调治经要在辨别真伪,重经传之分,注疏要发
7、挥义理。他曾言:“朱子训释《四书》,微辞密意,日星炳如。”(《吴文正集》卷八十九《祭张达善文》)又劝金溪陈洪范“当以朱子所训释之《四书》,朝暮昼夜,不懈不辍,玩绎其文,探索其义”(《吴文正集》卷二十七《送陈洪范序》)。金履祥、许谦师徒解经恪守朱学理气论,发扬“理一分殊”,主张“求孔孟之道者不可不读《论》、《孟》,读《论》、《孟》者不可不由《集注》,《集注》有《考证》则情朱子之义,而孔孟之道章乎人心矣”(《论孟集注考证序》)。而盛行在徽州地区的新安学派更公开宣称:“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
8、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道光《休宁县志·艺文》)然而,如果仔细剖析元代各“四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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