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探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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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泽厚的新旁出说探讨李泽厚先生不赞成牟宗三判定朱子为旁出，提出了一种新的旁出说，认为孟子、阳明才是真正的“别子为宗”。这一观点贬低乃至否定以孟子、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系，未能照顾到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同样是一偏，与牟宗三殊途同归,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究其根由仍然是两分法这一思维方式所致。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五峰、蛮山，象山、阳明宋明，伊川、朱子三系，前两系为正宗，后一-系为旁出，是牟宗三的重要观点，广为人知，影响很大。李泽厚先生不以为然，提出了一种新的旁出说，判定荀子、朱子为正宗，孟子、阳明为旁出，与牟

2、宗三刚好相反。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分析，以表明我与李泽厚的另一个不同。李泽厚先牛的新旁出说，逻辑起点在荀子与孟子之不同。《孔了再评价》是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思想重点转到中国哲学后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已注意到荀子与孟子的差异。在李泽厚看来，“荀子突出发挥'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方而，使'仁'从屈于'礼'（理），直到法家韩非把它片面发展到极致，从而走到反面，而乂在汉代为这个仁学母结构所吸收消化掉”。与此不同,“子思孟子一派明显地夸大心理原则，把'仁’'义’'礼’'智’作为先天的人的'本

3、性’和施政理论，既重视血缘关系，又强调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成为孔门仁学的正统”。这就是说，荀子思想的重点在于礼，在于治国平天下一面。孟子思想的重点在于仁，在于性善一面。荀子重外，孟子重内，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看法在其后的《荀易庸记要》表现得更为突出。按照李泽厚的理解，孟子思想当然有其价值，有光辉的一面，但更有价值、更值得重视的当是荀子。因为荀子强调人为，以改造自然的性恶论与孟子追求先验的性善论相对立，所以克服和冲淡了孟子所代表的神秘方向。又因为他能够尽量吸取墨家、道家、法家中冷静理智和重实际

4、经验的历史因素，所以儒学重人为、重社会的传统得到了很大的充实。“不是神秘、主宰的'天’，也不是先验道德的人，而是现实生活活动中的人，由于'积学'而成为万物之长，宇宙之光。正是这一观念，为儒家由孔孟的道德论过渡到易庸的世界观再到汉儒的宇宙论，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荀子思想具有十分强烈的务实特点，特别重视学习，这种冷静的理知态度，促使儒家走上了现实的道路，避开了孟子的神秘路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可以清塑看出，在孟荀二子之中，李泽厚先生明显更喜欢荀子，而不大喜欢孟子，甚至

5、对其还多有批评。其中一个关键环节便是神秘主义问题。在李泽厚看来，孔子的冃的是“克己复礼”，所以他讲的是“立于礼”，而不是“立于情”，是“学礼”而不是“任情”。“仁包含'克己'的意志锻炼，恰恰是理性对情欲的自觉的主宰掌控。'克己复礼’、'立于礼’远非朝夕之功，更非直觉所有或直觉所能做到。”[3]李泽厚强调，绝不能把孔子思想归结为直觉，归结为神秘主义。孔子思想当然也包含这些内容，但远不止于此，更加重视的是“立于礼”“学礼”o孟子不是这样，将学理完全归于直觉，归为神秘主义，走偏了方向。李泽厚对于牟宗三

6、的不满就是由此而发的。在一次访谈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正式提出了新旁出说。牟宗三把“智的直觉”、“恻隐之心”哄抬为形上木体，离原典儒学、离开孔子原意实在太远了。包括孟子的“求放心”，也不是讲育•觉，而是“心之官则思”，要把失去的本心“思”回来。更不用说荀子了。朱熹也如此。口本的朱子学和中国好些学者，都将朱子与荀子连接起来。蔡元培说朱子是“远以荀卿为本”。朱子讲格物致知，要人一件一件事去“格”出是非好恶来。我以为，孑L-荀-朱是孔门仁学传统的一条主线，象山、阳明倒是“别子为宗”，与牟宗三所讲

7、恰好相反。学习和认知是孔子的重要思想。牟宗三重视孟子一系，强调智的直觉，远离了孔子的基本精神。与此相反，荀子与朱子的路线倒是更符合孔子的思路。荀子与朱子看上去相隔较远，其实十分接近。还是蔡元培看得透，早己言明朱子“远以荀卿为木”。由孔子到荀子再到朱子，才是孔门仁学传统的主线，而彖山和阳明恰恰是对这一主线的背离。因此，不能说伊川、朱子是“别子为宗”，恰恰相反，象山、阳明才是“别子为宗”o从《孔子再评价》算起，数十年间李泽厚上述看法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直到2016年发表于《探索与争鸣》的另一篇文章《伦

8、理学补注》仍是如此。文中有一节的标题为“直觉、性善与孟、荀”，专门讨论孟子与荀子的关系。在他看来,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各有其意义，荀子强调的是去恶，即压抑、消灭人性中恶的方面；孟子强调的则是扩善，即培养、成长人性中善的方面。荀子在逻辑论证和理论思辨上更缜密、有力，孟子以其饱含情感的类比联想论说，更容易使人倾倒和信服。其后乂有一个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以纲常伦理压抑人的情欲，这其实是举孟旗、行荀学，无怪乎好些学者都以朱学为荀学。由此他再次提到了对中国伦理学整体发展的看法：谭嗣同说“二千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