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论范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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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殷周制度论范文　　《殷周制度论》王国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　　太皞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　　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　　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　　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　　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

2、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　　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　　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逮武庚之乱，始以兵力平定东方，克商践奄，灭国五十。　　乃建康叔于卫，伯禽于鲁，太公望于齐，召公之子于燕。　　其于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诸国，碁置于殷之畿内及其侯甸；而齐、鲁、卫三国，以王室懿亲，并有勋伐，居蒲姑、商、奄故地，为诸侯长；又作雒邑为东都，以临东诸侯；而天子仍居丰、镐者凡十一世。　　

3、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　　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　　文化既尔，政治亦然。　　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　　而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　　《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属事实

4、。　　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在殷周交替时代最为剧烈。　　都邑，是政治与文化的标志。　　自上古以来，帝王的都城都在东方。　　太昊的墟（？）在东方，大庭氏的库（？）在山东境内，黄帝的都邑

5、在涿鹿的山阿。　　少昊和颛顼的墟（？）都在鲁地和卫地（应为山东河南之间），帝喾的都城在亳（安徽亳州）。　　只有史官称尧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山西永济）大禹的都城在安邑（山西夏县），都在西北偏僻之地，和先古帝王定都之处不同。　　但尧的号是陶唐氏，其坟墓在定陶的成阳（山东定陶）。　　舜的号是有虞氏，但他的子孙被封于梁国的虞县（河南虞城县），孟子说舜的生卒之地都在东夷方。　　可能因为洪水之灾，兖州在黄河下游，一时之间可能会有迁都的事情，不是一直定居在西方（山西）。　　禹时的都邑虽然无法查考，但夏朝从太康以后直到桀

6、，都邑和其他地名从经典上能够查到的都在东部，和商部落的人杂处黄河、济河流域，大致有数百年。　　商朝取得天下以后，其都邑没有固定过，前后迁都五次，但都没超过邦畿千里的范围之内。　　所以自从五帝以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邑都在东方，只有周独自在西部崛起。　　武王伐纣胜利以后，将武庚立为商人的统领，设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视之，而未能完全统治东部，等到武庚叛乱，才以兵力平定了东方，,克服武庚之商部落，指讨平协助叛乱的东夷奄国之君，灭掉五十国。　　这才封康叔在卫（河南淇县），伯禽在鲁（山东曲阜），太公望在齐（山东营丘），召公之子在燕

7、（北京）。　　其他蔡、郕、郜、雍、曹、滕、凡、蒋、邢、茅等国，都安置于殷京都所辖的范围内以及殷的侯服与甸服（古代王畿外围千里以内的区域）。　　而齐、鲁、卫三国因是周王室至亲，且有征伐功勋，故分封在蒲姑、商、奄的旧地，作为诸侯的领袖；周又将洛阳作为东都，来管制东部诸侯；而周天子仍居住在丰、镐二京（陕西长安），共达十一世。　　自五帝以来，都城从东方转移到西方，应该从周朝开始。　　所以拿宗族来说，则舜和夏都是颛顼的后代，殷、周都是帝喾的后代，殷、周之间较为亲近是很自然的，以地理位置来说，则舜、夏和商都在东部，只有周崛起与西方，所以夏

8、商两代的文化基本一样。　　《洪范》“九畴”（武王克殷，访于箕子，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洪范九畴”。　　洪者，大也；范者，法也，“洪范九畴”即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　　）是尧舜赐给大禹的，而箕子将其流传了下来；到夏朝的晚期，像胤甲、孔甲、履癸，开始以时间（的天支地干）为名，这种习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