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系统性在汉字构形理论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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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符号系统性在汉字构形理论中的体现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200101班：乔瑾指导教师：王卯根摘要本文在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借鉴了普通语言学中关于语言符号系统性的理论，将二者进行归纳整合，分别从汉字构形系统中的层级体系、汉字构形系统中的组合关系、汉字构形系统中的聚合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汉字构形系统的体系性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并体现出来的。关键词汉字构形层级体系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从汉代的“小学”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汉字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四个方面的分支，即汉字构形学、汉字字体学、汉字字源学以及汉字文化学。其中，汉字构形学主要“探讨汉字的形体依

2、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1]它要涵盖汉字构形在不同历史阶段各具特色的诸多现象，从而为研究各阶段汉字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因此，它是其他三个分支的枢纽和基础，不论研究汉字的字体风格、最初形源、还是汉字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都必须先把汉字的构形规律搞清楚，这样，才能使汉字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历史上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关于汉字构形的理论莫过于“六书”，它一直为历代学者所秉承，至今仍在汉字学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采用。自从“六书”理论产生以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解释补充，如徐锴的“六书三偶说”、戴震的“四体二用说”等等，使“六书”理

3、论研究进入了具体化、深入化的阶段，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有的学者对它提出探讨质疑，像唐兰的“三书说”、裘锡圭的“新三书说”等等，使汉字构形研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学者新的构形理论相继产生的局面。但是，它们又各有弊端：传统的“六书”定义简略，分界不明，适用面也相对比较窄；而“三书说”又过于笼统，系统层次繁琐，分类标准也未能一致。总之，二者都不易掌握且不便操作，这就要求建立新的理论以适应人们的需求。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宁先生立足于“字形”这一汉字的本体，在全面测查《说文解字》小篆和抽样测查各个历史层面汉字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可操作性强的汉

4、字构形系统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汉字构形系统是由有限的基础元素带着某种功能，按照一定的结构模式有层次有布局地组合起来的有序的网络，个体汉字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相关联的、内部呈现出有序性的有机整体。这样，汉字构形的体系性就被描写出来。众所周知，汉语是人类社会众多语言中的一种，具有人类社会所有语言的共性。这个共性就是，它是一个符号系统，而这个符号系统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汉语符号的层级体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上。作为标记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也同样具有系统性，同样具有层级体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尤其是对于除去由汉语那儿承袭过来的音和义

5、之外的汉字的本体——字形，也同样如此。下面，我想就汉字构形系统中的层级体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拙见。.---一、汉字构形系统中的层级体系汉字从产生一直发展到今天，逐渐形成了五六万的数量，而实际上，组成如此庞大数量汉字的笔画和构形单位却是为数不多的。笔画，不具有区别造字意图的作用，也不能再行拆分，否则便无法进行描述，因此，可以说，它是构成汉字的最小单位。目前，一般认为汉字的基本笔画为横、竖、撇、点、折五种，再加上捺、钩、提，便构成了八种主要笔画。这八种主要笔画又依据所处的部位和比例，发生不同的变形，产生一系列的派生笔画。但是，即使将所有的派生笔画统统加上，总数也

6、不过二三十种，根本无法直接构成数量庞大的表达各种意义的汉字。因此，它必须借助一定的书写顺序和组合规则，才有可能先构成比笔画高一级的构形单位。在汉字具体的书写过程中，笔画都有一定的先后顺序，这就是笔顺。它在人们长期书写汉字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7种基本规则：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中间后两边、从外到内后封口。除此之外，还产生了其他一些特殊的书写规则，如点在左上先写、点在右上后写、上左下包围结构先上内等等。人们在书写汉字时综合运用这些规则，统一了书写问题，使汉字书写能够准确美观，而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但是仅有笔顺规则又是不够的，笔画仍然无法进一步组合构形

7、，仍是零零碎碎的，因此还需要依照一定的方式，先把笔画组合起来。汉字的笔画组合虽然千变万化，但概括起来，其组合方式也就只有相离（如“三、八”）、相接（如“人、工”）、相交（如“十、爻”）三种基本类型。仅这三种基本组合类型就可以使一个个彼此间毫无关联的笔画经过不同方式的组合之后产生不同的效果，进而构成比笔画更高一级的汉字的构形单位。当我们对个体汉字进行依次拆分时，会出现一批最小的具有体现造字理据功能的有意义的形体单位，这些最小的形体单位就是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王宁先生称之为“形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