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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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地位张笑川朱小屏（复旦大学，上海200433；苏州科技学院，江苏苏州215011）摘要：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作者简介：张笑川（1970-），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苏州科技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讲师；朱小屏

2、（1973-），女，武汉音乐学院毕业，苏州科技学院音乐系讲师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于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入的理解。虽然对近代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多会射猎上海，但是据笔者所见从上海城市特点的角度论述其与近代中国音

3、乐发展关系的还付阙如。日本学者榎本泰子的专著《乐人之都——上海》，以国立音乐院为主线勾勒了上海繁荣的音乐生活，突出了其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中的作用；英国学者毕可思的长文《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公共乐队的历史与政治（1881－1946）》，全面梳理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并论述了其对中国音乐家的影响。本文的写作，多受二者之启发，特此致谢！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

4、造。对于近代中国音乐史的内容，音乐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指的近代中国音乐主要指从“学堂乐歌”以来，在西方音乐影响之下所产生的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音乐的传播和中国化，一是传统音乐的改良。本文主要论述第一个方面。相关讨论，请参考陈聆群：《中国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载氏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

5、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页脚---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

6、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日】榎本泰子著，彭瑾译：《乐人之都——上海》，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6页。而上海人沈心工，则成为在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

7、》，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夏滟洲：《中国近现代音乐简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37-39页。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