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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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作者：刘凤云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10年08月23日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是从自身的需求开始的，而商业空间的概念是通过商业流通的场所“市”与“市廛”等表现出来的。商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所谓“市所以通天下之货也”。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城市起源的时候，便会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在城与市的结合过程中，代表商业与商业区的市、街市，市廛，它在城市空间的位置，它对城市的作用程度，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由封闭的“市”走向开放的“街市” 中国的传统城

2、市与乡村在生产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差别的统一，使城市商业亦深深地根植于农业的土壤中。由此而言，城市商业的文化体系自然归属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明。如《易》曰：“庖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说明古人对商业活动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又如《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坐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又是对城市商业活动在地点上的限定。还有《周礼·地官·司市》曰：“有大市、有朝市、有夕市。”即所谓“三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有限的商业时空是被儒家文化规范化了。 传统文

3、化固然以重农抑商为社会价值的判别标准，却又无法摆脱表现为商业流通形式的物质交换给人类带来的对物质需求上的满足。而古代中国以行政机能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无疑也是促进城市商业发展的直接动力。可以说，尽管商业历来被视为末业，但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却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商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市”的扩张开始的。 “市”，是指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古代又称作“市井”。《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解释“市井”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

4、故曰市井。”市井，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集市，类似今天的商业区。它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人文景观，而明清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从时空上的突破。 在唐代以前，随着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重要程度的提高，“市”在数量上也在不断的增加，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传统城市所规定的“面朝后市”的空间范式发生背离的态势，但当时的“市”，仍然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反映其本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久，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定的商业空间。当它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

5、业区的市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实施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店铺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并有专门管理“市”的司市掌管锁钥，故《周礼·地官·司市》有曰：“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而且，市的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1] 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

6、之下的“市”，当为对周代“面朝后市”这一初始形态进行修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但它仅仅不再局限于市的地点和方位。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启始于宋代，却肇端于唐末。伴随着唐末以来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制限。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店铺荟萃的繁华街市，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北宋开封城在打破坊市制度之后的开放型的街市繁荣。而随着众多店铺在街巷中的出

7、现，人们对“市”的称呼，也在不经意之中有了小小的改动，即把原本用于存放货物的屋舍――“廛”与“市”并称，称为“市廛”。[2] 而“市廛”是指店铺集中的地方。不过，它已集中出现在街巷了。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在西方汉学界被称之为“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店肆、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般。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的“市”由古代向近

8、代发生转型奠定了基础。 以往，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越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城市商业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然而必须看到，古代中国自宋代的“城市革命”之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虽未完全走出传统经济的窠臼，却在自身运行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可否认，元代所建的北京城，即元大都的城市空间布局是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