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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与农村改革有关的学界人士大多知道,我们十多年来在各地试验区身体力行的,就是按照新古典的基本理论追求市场化,按照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推进产权清晰化。这些年为了能够公正地对待任何理论,我对学界各派人士一向以师礼事之、一概尊为老师,对各种观点一视同仁,采取拿来主义。在理论界讨论问题的很多场合,我都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而绝非理论工作者,现在也认为自己提出的只是对农村基层客观情况的感性认识。长期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之中,我有过很多被书本上的理论迷惑、又被大量的实际调研所解惑的经验,于是才逐渐不惑。我认为,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
2、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先后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客观上也同样有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国内外认真的学者,都认为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好。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中国一百年来的三次国内战争被称为三次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解放后的新民主主义从满足农民要求的土改起;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农民的合作化起;近二十年的改革又从农民自发改革的大包干开始弄得无论什么外来思想
3、、内生理论,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释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上受检验。有鉴于此,对于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能够提出的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从这个假设出发进行的研究可以抽象为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3史阶段;这一百年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四次工业化。通过研究得出的结果更是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就以历代农民造反提出的要求平均地权为其民生主义的两
4、个重要内容之一,这立即引起了与保皇派关于农村土地占有关系问题的论战。尽管孙中山及其同志在理论上没有退让,但是不久之后他却在自身革命实践中得到教训农民几乎不为革命所动。他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那场革命最终沦为列强操纵下军阀崛起的割据战争。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做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被大多数人所诟病的痞子运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后来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历程中,也一度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
5、其后不久他就因为山区小农剩余太少、不足养军,而把土地革命改变为斗土豪、筹粮饷,并因此而受到左倾路线把持的中央的严厉处分,险些为此牺牲生命。此后井冈山和其他根据地也因此虽然扩红三十万而苏维埃革命终于未果。再后来红军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仅以三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教条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承认李鼎铭先生是个开明士绅,亦即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选集中的两论和
6、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中国共产党同苏式教条主义斗争的产物。几乎就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从教训中逐步纠正从西方的共产国际批发来的左倾错误的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三十年代也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反思。一批注意研究国情的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的问题引起讨论。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4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因为,东方古国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以群体(家庭)为社会基因,其社会发展
7、过程因此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汇集了人类文化遗产瑰宝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在采集、狩猎这种索取性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个体的强壮和能力是索取多少的前提,因此必然突出个体,也就形成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至今还没有被西方完全殖民化过的中国,则是在原始部落沿河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