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_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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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复：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2)严复：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2)2015年04月28日15:49新浪历史作者：萧功秦我有话说(564人参与)　　“条件论”与“危机论”：严复对激进的戊戌变法派的批判　　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历史上那些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还是那些主张把西方代议政治当作“最新式’’的政治“火车头”引入中国社会结构中来的早期议会民主派，乃至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派，都因片面地强调上述悖论的某一侧面而备受挫折，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种种困难、矛盾、无序现象与整合危机，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严复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来对洋务派与戊戌变法派进行批评的。　

2、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严复对洋务派的批评。　　从上述分析来看问题，近代的洋务派实际上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单项引进论”者。在严复看来，洋务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一种新制度必须以新的支持条件作为运作的基础和前提，用严复的话来说，“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而洋务派却只是“务增其新，未尝一言变旧”学习参考.....，而这种“专补不泻，日进参蓍，恐痞疾终不可愈，积邪日以益坚，而大命之将倾无日矣。”在严复看来，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单项引进”的变革选择，决不可能导致取得人们预期的富强目标。　　其次，让我们来着重分析严复是怎样批评激进的变法派的。而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严复现代化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之

3、一。　　严复始终对通过直接仿效西方的政教与制度来实现中国富强的主张持有批评的态度。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三年的1895年，他在其早期发表的著名时论《原强》中就指出：“吾欲富强，西洋富强之政有在也，何不踵而用之。于是其于朝也，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也，则合公司，用公举……。于是而期之以十年，吾知中国之贫与弱有弥甚者。”　　为什么严复会认为，其结果会出现这种与人们预期相反的“贫弱弥甚”？　　严复在《原强》中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治的压抑下，已经成为“病夫”，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严复显然认为，中国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决不可能通过简单的直接的移植西方先进

4、制度文明，来迅速地实现富强的目标。　　此外，严复同样认为，即使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直接仿效“同文同种”学习参考.....的日本，也同样难以取得人们所期待的现代化成效。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曾真诚地相信，由于中国“广土众民，十倍于日，又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中国)就今岁入，已逾万万，……彼(日本)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耳。”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康有为得出这样一个颇为乐观的结论：“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业定矣。”他进而向光绪皇帝进

5、言，“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可计日而待也。”事实上，康有为也正是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作为戊戌变法的“第一策”的。　　然而，严复却认为，日本之所以在30年中达到“比迹列强”的成效，有着一系列中国所不具备的“天授”而非“人力”的条件。他指出，在日本变革之初，存在着天皇与幕府对立的封建政治格局，这样，就可以“使得阴行革命之实与反正之中”，而中国与日本相比，却是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其次，在变革发展阶段，日本天皇可以“先于上位，故能用专制之柄，以偃维新之风。”而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远不具有这样的政治权力结构。第三，就地理与国际环境条件而言，日本“有老大帝国之支那，以为其及锋之质。”学习参考...

6、..这样，就减轻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正面冲击的压力，从而使日本能在相对有利的时空条件下，从容地进行变革。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又由于在这场战争中的“一胜之效”，进而使“民气振，民志坚”，从而为日本进一步变革与实现富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精神条件。　　严复还进而指出，中国不但不具备以上种种条件或“权籍”中的任何一种，而且，由于中国幅员之广博，几乎与俄国相近，而风气之“纯一”与封闭又远比俄国更甚，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湛涸”与政教之“火烈水深”比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更为严重，却又没有法国那些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国民思想的开导与启迪，更没有俄国大彼得这样的君主“以新其国命”。由此可见，无视这种种不利条件，

7、来侈谈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为如此便可以“三年而宏规成，十年而霸业定”，显然是乐观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严复在不少言论中均对康有为的“由言甚易”，以及对梁启超的“妙才下笔，不能自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导致新保守主义变革观与激进主义的变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那就是变革选择上的“条件论”与“危机论”之间的分歧。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激进的变革论者，就始终把中国面临严重而深刻的危机，作为要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