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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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乔治忠日本的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下产生。日本接受中国史学的输入之后，与木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日木特色的古代历史学，并且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社会历史的进程。因此，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史学以及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宏观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史学史、口本史学史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做出突破性的探索。一、中国传统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个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大问题探讨史学起源的问题，首先应当思考史学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产生与持续发展，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这必须在中外史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允当的分析。史

2、学在一个国家的存在，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是本土上原发性的产牛，二是从外国、外族传播而来，植入木国和木民族的社会文化肌体。区别这两种情况，确认历史学并不是在每一个民族内都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纵观整个世界史学的发展，自上古起即形成了两大最具活力的史学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历史学，另一是以古希腊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历史学。上古的中国和古希腊，都是史学原发性地产生、并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源头，将之与更早的文明古国却未能产生史学的古埃及加以比较，并且结合史学的本质特征综合分析，可以得出史学原发性产生的基本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比较完备的文字和可以运

3、用的历法。文字能够使记忆的内容凝固下来,保持一定的面貌，避免口述往事那种不断流动、遗忘、添加渲染而无踪迹可以核查的状态。历法也是史学产生重要条件，没有确切时间的记载，记忆会散乱无章,毫无体系，终难成学。第二，社会运行机制上产生了对于准确历史记忆的客观需要，或社会大变动、大事件引起系统性描述和记载的冲动，促使人们予以总结以及进行理性的思考。第三，在追忆往事而渐次形成文字撰述的早期阶段，一定的社会历史行景和文化环境，造成较普遍的自觉记史意识与记事求真的强劲理念，历史学才能真正破土萌发，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上述三个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一项文字、记时方法的掌握与第二项社会重大变

4、动事件的出现，在上古的许多民族都能够具备，惟第三项屈于一种社会意识，能否具备的或然性很大，倘若错过时机，只能等待外来史学文化的影响。古埃及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文字产牛甚早，远超前于其他古国，但始终未能独立地产生中国与希腊那样的史学文化。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岀：“埃及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写历史的民族”，因此古埃及虽有丰富的史料，例如大量的铭文，但没有产生自己的史学。“埃及铭文的历史价值必须经常细心判断，因为诸法老往往把他们祖先的事迹，归到他们自己名下。他门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方法很简单，磨掉石柱或墙壁上已记载的事迹中那位英雄的名字，然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或者把别人

5、的功绩记录抄刻在另一块石板或纪念物上，把过去完成那些功业的真正君主的名字改成他们自己的就行了”①。这种行为，是中国古代最荒唐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出的，由此可见，古埃及儿乎没有记事务求真实的观念，缺此意识，即无法原发性地产牛木民族的史学。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西周初期，即产生对于历史反思的“殷鉴”意识，推动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保存。而史学正式产生的标志，是官方连续地记录其政权和社会所经历的事件，应是始于四周季年。中国准确的连续纪年的开端，为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西周政治上进入了特殊的“共和行政”时期。所谓“共和行政”,是“国人暴动”驱逐了西周厉王，朝政暂由共伯和执掌。据顾颉刚、徐中舒

6、等史学家考索，共伯和实际就是颇具历史意识的卫武公，②无论这种考证是否确凿无疑，共伯和既然能够在国乱Z时安定局势，执政14年Z久，随后将政权平稳移交给周宣王，则其见识、眼光决非平庸之辈，他在执政之初就一定明瞭此共和行政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则有必要记录时政，以备将来查验，免遭谴责与祸患。因此可以推断：共和行政开始了按时间先后连续性的记载史事，从而也有了确切的纪年。在先秦时期，历法率先在记口、记月上较有准的，纪年方法却很不完善，现存周代铜器铭文中所有的纪年，基本都是“维王”若干年的方式，但不能明确是哪一周王，因此，致使许多铜器制作年代的判断，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很明显,这种纪年方

7、法上的缺陷，只有通过连续性记事才可补救，从而形成准确的纪年。为什么中国古代准确的连续纪年始于“共和行政”？这只能是因为此时开始了官方的连续记录事务活动，这种记录史事的做法后来得以承袭和发扬，形成制度化,导致了史学的产生。因此，中国古代史学的产生，是从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而开启的，可以断定为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行政”时期，即编年体史籍的出现与连续纪年的产牛是合一的。“共和行政”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政治局面，逃奔到彘地的周厉王依I口存在王位，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仍有势力，也一定会注视着政局的一切变动。称为宗周的丰、镐旧京，仍然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