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悲剧根源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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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汉语言文学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悲剧根源研究自“五四”以来，关于描绘“女性悲剧命运”的作品不可胜数，在无数作品中也展现出不少“悲剧女性”的典型代表。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曹禺《雷雨》中“繁漪”与《日出》中“陈白露”等，是从男性作者的角度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关注，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趁着文坛大刮“对人性探索”之风，王安忆、铁凝两位女作家率先把目光转向对女性的探索。以《长恨歌》与《玫瑰门》为代表，她们尝试着从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解读“王琦瑶”与“司猗纹”可悲可叹的命运流转，揭示女性悲剧的根源。从“五四”到九十年代初，一系列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品体现的是一条百

2、年来中国女性的抗争之路，觉醒之路。近十年来有关造成中国现代女性悲剧根源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关的文章大量涌现。本文仅就论文研究情况作概述，以期对中国女性意识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一、经济决定论不少研究认为无论是被婚姻束缚或是被爱情牵绊的女子，她们的悲剧命运归结起来说是因为经济上无法独立。从经济层面来解读女性悲剧的人生，指出子君、王琦瑶等一系列中国女性的悲剧是因为经济上缺乏主体性，女性无奈，面对生活不得不依靠男性。如史琼在《两个叛逆女性的爱情命运——比较安娜与子君》中，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与“安娜”的对比，把“子君”的悲剧定位于“由于经济拮据”涓生收钱屈膝投降，一张“毋庸到局办事”

3、的油纸条便动摇了他的心。[1]这篇文章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对子君悲剧命运的形成原因分析太过主观，过分看重大环境，尤其片面性。杨军在《从反抗绝望到精神救赎——曹禺戏剧中女性悲剧命运新探》中也同样说到繁漪的悲剧源自于“生活与生命方面的压抑”，[2]文章指出在周家这“一口残酷的井”中，繁漪的性格受到极端压抑，濒临窒息，但迫于生活的压力，却无法逃离，认为这才是造成繁漪最终变态地把生存的欲望和生命的希望寄托在周萍身上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导火索。该文从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上做分析，既结合环境因素，又结合主人公自身因素，这样的分析还是比较恰当的。任茹文认为陈白露的悲剧亦是如此，在《创作者生命力的三个镜像

4、——从一个方面论曹禺剧中三个女性形象》中同样用比较分析的办法，指出露“既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与诗人的悲剧在于她习惯城市的喧嚣，当爱情遭遇现实困境，她“没有决心像诗人那样有绝对的力量为理想而斗争”。[3]而对“王琦瑶”的研究，经济决定论似乎是主流，占据主导的位置，有不少研究都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如白晓华在《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中，将王琦瑶的悲剧原因之一归结为“生存选择的悲剧”,[4]王琦瑶的不幸始于她对自身价值的凸显和未来生存问题的处心积虑考虑后自愿自觉的选择。“对自我认定中，一半是对权势的服从，另一半流露的是对世俗化生活的向往”。以上文献对于人物悲剧形成原因的分析有

5、一定的道理，但把缺乏经济独立当作是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最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这样的研究难免有失偏颇。二、爱情缺乏附丽论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不少学者认定子君、王琦瑶甚至包括前期的司猗纹都曾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而不顾世俗的眼光。同样的，正是因为对爱情的向往与对爱情的孤注一掷，把她们引向不幸的深渊。尽管评论家们都纷纷采用各种理论，但实际上都是从爱情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的新一轮深入挖掘，以下评论是建立在“爱情缺乏附丽”这一基础上的批评研究，其中也不乏精辟之作。如刘丽华在《追求与幻灭——试析子君与安娜的共同命运》中通过对子君“私奔”前后行为差异的深入分析，并横向与“安娜”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子君的悲剧在于

6、“放心地享受着凝固的幸福与安宁”，“以琐碎的辛劳表达对涓生的爱意”。[5]而蒋凤清在《人格与爱情：子君与安娜的爱情悲剧思考》中也提到，子君的爱，孤注一掷，“失却了自我”，[6]更多地表现出被动与不知所措。文章指出子君的身上“带有中国女性的历史烙印”，对爱情有过多的依附心理。王琦瑶的悲剧又存在对爱情的过分依附因素。白晓华《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命运》同样提到，“在世界上，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4]爱把王琦瑶推向不幸的深渊，她认为王琦瑶对爱情的盲目甚至隐忍到了为康明逊做什么都肯”的地步。而司猗纹虽然不同于子君等女性死于爱情，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她的悲剧同样是源于爱情，源于她与华

7、致远的露水情缘。刘微的《“性反抗”与文化悲剧——司猗纹、水秀、田小鹅悲剧命运的透视》中写到，司猗纹的悲剧命运始于庄绍俭的不忠，而庄绍俭的不忠是因为其“深受顽强的残存的封建思想的影响”，[7]无法接受妻子婚前与别的男子有过情缘这一事实。同样黄轶《一株妩媚而狰狞的罂粟花——谈<玫瑰门>中的司猗纹》[8]中也谈到司猗纹的悲剧根源在于她对华致远的爱恋。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道理，但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或是根本原因来分析司猗纹的悲剧，这未免有失偏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