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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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关系探究涉及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的研究，当首推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它从城市文化角度来研究上海戏曲,认为“戏曲是近代上海很重要的一门大众流行艺术”。“城市的戏曲活动其形式和内容往往透露出一个城市特有的社会心态”。［l］(pll20〜1121)许敏的《近代上海的戏曲和市民生活》［2］、罗苏文的《沪滨闲影》［3］和《论近代戏曲-与都市居民》［4］等，也谈到了京剧对上海居民生活的影响。但上述研究的视角，主要落在民国时期而非晚清时期的上海，研究的戏曲剧种也不限于京剧，而且，只是泛泛谈及市民的戏剧欣赏活动。李长莉的《晩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

2、伦理的近代化》［5］从社会伦理角度分析了晚清女伶兴起引起的社会影响。许敏的《晚清上海的戏园与娱乐牛活》［6］一文，认为晚清上海戏园活动是世俗生活，是娱乐社交场所。龚和德的《京剧与上海》［7］—文，探讨的是京剧与上海的历史因缘及其文化意义，笔墨集中于上海对京剧艺术面貌的影响上，而对京剧与上海社会其他方面则付之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求另辟蹊径，主要从捧角、玩票等城市大众娱乐，京剧女伶与女性解放，京剧与城市社会变革等角度去研究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一京剧在晚清上海发展概貌上海开埠前，处在发达的江南文化影响之下。在元代,上海就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戏剧活动；开埠后，

3、经济日益繁荣，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与此相对应，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也兴盛起来。上海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它得以避免清末几次大的国内战争，因此积聚了大量财富，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为口后京剧表演提供了优越条件。京剧的起源，始自徽班进京。清乾隆五十五年，以高朗亭为首的扬州徽班“三庆班”进京向皇帝祝寿，之后“四喜”、“春台”、“和春”等徽班陆续抵京。徽班初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诸腔并奏的戏班。清乾嘉年间，汉调传入北京，汉戏伶人搭入徽班演出，徽汉两调在艺术上逐步融合，出现“徽汉合流”局面，从而丰富了剧冃，充实了表演技术，诸腔杂奏变为皮黄为

4、主，舞台语言以屮州韵为规范，沿用部分湖广咅。由此，在北京民风习俗影响下形成一种新的演出格局，大约在道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剧种，由于主要曲调是西皮调和二黄调，故时称“皮黄戏”。皮黄戏在北京广泛流传开来，并逐步向全国传播。京班初到上海是在同治六年。同治五年，英籍华人罗逸卿在公共租界南靖远街营建了一座仿京式茶园，名“满庭芳”。次年春天，“满庭芳”从天津邀请来皮黄戏艺人演出,尽管只是二三流角色，票价也较昂贵，楼上楼下统售一元，但因为这是京班破天荒第一次到上海，所以“沪人初见，趋之若狂”。[8]p紧接满庭芳而起的是刘维忠开设的“丹桂戏园”。刘维忠派人到广东置办华丽行头

5、，且有银鼠雏凤袍靠给伶人严冬穿用，倍极奢华。刘维忠亲自入京邀来“三庆”、“四喜”等班的名角，组成强大阵容。1867年冬，丹桂开锣营业，票价比“满庭芳”便宜，楼上楼下售洋八角，一年中丹桂获利丰厚，挤垮了“满庭芳”。刘又在小东门开了分园“南丹桂”，不久，升平轩、金桂轩等京班戏园相继开设。皮黄戏形成为一种新的独立剧种后，在北京有很长时间仍称徽班，有时也称乱弹或二簧戏。京班南来之前，上海的戏剧舞台儿乎是徽班的天下，京班把皮黄剧传到上海后，为了与上海原有的徽班戏相区别，一般以京班或京调称之。光绪二年三月初二《申报》发表…篇题为《图绘伶伦》的文章，称：“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

6、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台柱了。”这是目前见到的“京剧”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以后"京剧”之称开始流行，并流布全国。京剧来沪后，逐渐风行，而微调式微，上海戏园出现“京班出而徽班皆唱二簧”[9](p33)的情势。京剧场面宏伟热闹，武戏技击精湛、惊险刺激，文戏悦耳动听，角色齐整，名伶荟萃。京剧以此优势迅速挤压了徽班而在上海剧坛独占鳌头。时人竹枝词曰：“自有京班百不如，昆徽杂剧概删除。”[10]同治末年，上海戏园普遍陷入经营困难境况，而此时西方赛马、魔术等娱乐也传进上海，夺走了一批看戏的观众。随后，同治帝后去世，全国进入“国丧”期，禁止演戏，使上海戏园雪上加霜

7、，很多戏园难以支撑而闭歇。京班戏园纷纷寻找出路，“当时如丹桂、天仙诸茶园尚溶化昆、徽、京三剧于一团”：ll](p456),这种试验使它们得以度过危机生存下来。在它们的示范下，采取与其他剧种合演的方式来吸引观众成了众多戏园的选择，而这…为生存不得已的选择却改变了京剧在上海的命运，也使上海京剧一开始就显示出开放的姿态和胸怀。从1867年到19世纪末戊戌变法期间，京剧在上海经历了京昆合演、京徽合演、京梆合演，吸收融会了昆曲、徽戏、梆子的艺术精华，形成了南派京剧。京昆合演。昆曲在上海受到各种新兴戏剧的竞争，日趋衰落，京剧来沪给昆曲带来新的压力，“仙乐如闻出帝京,当筵高唱

8、遏行云。从今压倒昆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