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小说中地主形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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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改小说中地主形象探究内容摘要：土地改革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最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动，许多土改的亲历者和后来者都曾写过有关小说，而地主又是这类小说的一个重要形象，但不同时期的作家对地主形象的阐释差异颇大，本文从一个多元的文化角度来观照这种不同阐释的不同时代作家的土改书写中的地主形象建构。关键词：土地改革地主形象解构地主是土改小说中的重要形象，一般以负面现身，但“地主”一词最开始并不带政治色彩。最初，它指的是相对于过路者或来访者而言的“当地的主人”，比如“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饯”[1],后来才演变为“田地的主人”；此时，它还是一个中性称谓，它在中国

2、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则始于毛泽东1933年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的界定：“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2]从这时起,“地主”被划分成与广大劳动人民对立的剥削阶级。地主形象最初出现在小说创作中是在五四时期，五四先驱们为了展开反封建专制文化的思想启蒙，创造了一批思想道德反动的人物，如冰心《斯人独憔悴》里的封建大家长和王鲁彦《许是不至于吧》里的土财主。在这个时期，鲁迅笔下《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等地主,都很具代表性，但他不大写地主在经济上如何剥削劳动人民，而是侧重揭露地主对老百姓的精神压迫。在这个时期，

3、五四作家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不觉悟的群众和下层知识分子，小说旨在唤醒他们的醒悟，地主阶级等否定人物只是作为小说的背景出现，地主与劳动人民之间并不存在非要闹个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文学作品对“地主”的态度也随之改变。1937年8月，为了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地主的支持，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正式提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与之相对应，这个时期的地主主要是以无赖、懒惰、狡猾的形象示人，还没有后来那种要置人于死地的十恶不赦，如《石破》中的马三爷、《红契》中的胡丙仁。赵树理的《地板》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开明地主王老三。此外，这时期的土改小说在叙

4、述方式上，有着民间故事中“长工”与"地主”斗智的影子，实际上削弱了双方紧张的阶级对立。可见，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虽总体否定地主,但基调尚较轻松，是"斗争"中讲“团结"政策下的相对“宽容”O随着抗战结束和解放战争的开始，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946年，共产党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抗日时期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当时，国共决战的战场和要争取的主要对象都在农村，要赢得解放区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迅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因此，就只能采取没收地主土地财产这种非和平的办法来进行土地改革。”[3]也就是说，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

5、民所有是当时的应势之举。为了唤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使他们积极响应土改号召，土改小说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描黑”地主形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土改小说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如赵树理的《邪不压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铁木前传》等。虽然作家的风格各不相同，但这一时期的土改小说在形象塑造上却有一种模式化倾向。穷人身上体现着善和美，地主却千篇一律贪婪残暴、灭绝人性。《血尸案》中的钱康人、钱占新，《村仇》中的赵文魁、田得胜等人就都身背累累血债。这些恶霸地主形象中，《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他身上背负的人命甚

6、至高达27条！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主、恶霸的形象从来不缺，但在这一时期，“地主”与“恶霸”却在土改小说中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甚至建立起了等号关系。同时，“恶霸”的恶行也不再是无代价的。面对血债累累的韩老六。在周立波的将农民和地主置于善恶两极的对立叙事中，不仅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连大部分读者也会产生惩罚他的心理渴求，但周立波并没有立即让韩老六得到惩罚，而是连续三次让工作队遭遇失败。这种一再延宕，一方面表现了土改的复杂与曲折，一方面也使最终斗倒韩老六显得合情合理，使故事形成一种审美张力。正如阎浩岗先生在《“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所说,这其实是一个有关被肆意侮辱压迫凌虐的

7、弱者在外来强势力量支持和帮助下进行快意的除霸复仇的故事。它的艺术吸引力、感染力主要就来自读者的复仇期待与复仇快感。这是周立波，也是当时所有的土改小说作家为了在作品中解决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合法化而采取的策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现实中土改运动影响极大，但土改小说反而遇冷，地主形象大大减少，五六十年代的地主形象在数量和人物塑造上又都低于四十年代。陈思和在《六十年文学话土改》中指出：“当我回顾这六十年来的中国内地的当代文学发展，感动奇怪的是，一向与政治运动配合紧密的文学恰恰在这个领域是空白的。”[4]笔者认为，四十年代时作家还对土改有着各种想象，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

8、土改的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