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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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宏观的新制度主义作者：杨光斌高卫民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笫4期来源日期：2007-9-29［摘要］不同于主要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政治发展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主要集屮于发达国家的屮层性制度安排与政策产品的关系，因而西方学者将新制度主义定位为小层理论。其实，直接来源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属性。制度的分层性尤其是研究议程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具有不同的属性。对于以观念、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为变量的宏观性制度分析框架，可用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屮层理论；宏观理论由于我国社会科学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很容易受西方话语和范式的影响

2、。有人在谈论学术方式和研究议程的规范化吋，片面地认为就是在量化分析之上的案例研究，其实这只不过是行为主义多样化研究的一种套路。这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误读。在行为主义盛行时期，四方述冇影响更大的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一大批以思想研究和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为研究议程的社会科学家。何况，有吋西方学者关于社会科学流派的定位木身就有问题，最近的例了就是作为显学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西方学者将其定位为中层理论。本文将揭示，四方学者对新制度主义的定位好比“盲人摸象”，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具有宏观理论禀赋。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具有宏观-微观性质的制度分析框架，并用我国历史上的经典案例加以检验。一、新制度主义被定

3、位为屮层理论的原因新制度主义的中层理论定位缘于其起源和研究议程。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主导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家和制度等政治学屮最重要的要索似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经济人”和“个人偏好”成为政治学最为流行的话语，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就是“经济人”的个人偏好集,政治制度成为一种外生性变量，甚至不再是分析的变量。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所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代表性理性选择理论。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个人偏好的差异所形成的多数意见的不稳定性决定了难以存在政治共识和稳定的立法［1］;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体的“搭便车”本能决定

4、了大集团行动的困境甚至不可能性。［2］这些假设明显不符合政治常识，因为在历史和现实屮，既有政治共识和稳定的立法，也有大集团的有力行动。于是，有些学者开始从事否定性或补全性研究。理性选择主义者把政治议题置于一个完全的真空状态，存在的条件只有个人选择，结果难以形成一般均衡或政治共识。但是，政治议题是多种变量互动的结果，常会因制度等因索而受到限制，致使某些特定个人偏好顺序无法出头，因而导致某种均衡的出现，这是所谓部分均衡。用薛布斯里(K.Shepsle)的话来说，一个纯以偏好为导引的均衡难以寻得，但在某些制度限制下，我们可以发现由结构所导引的均衡。［3］这样一种反思促成了政治学中所谓新制度

5、主义的兴起，其屮温格斯坦的研究很重要。在温格斯坦看来，现实小立法稳定的原因在于议员们为谋求稳定的多数出现而互相妥协，设计和创造岀了一套新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首先，特意安排出冇利丁•某个议案胜出而获通过的议事制度。其次，在国会建立的由相关议员们参加的委员会制度赋予这些委员会具有“提出立法的权利”和“阻止他人提出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的权利”，这样一种制度也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立法屮稳定的多数的岀现。最后，国会“允许以某些恰当形式把不同议案打包在一起”，以利于相关议员及其委员会联合起來互投赞成票，减少相互之间违约的成本，从而推动议案通过。温格斯坦继而认为，上述国会中的议员联合规则也适用于由

6、多个偏好不同的党派组成的议会制联合政府屮进行党派联合，从而组成稳定的联合政府。［4］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性选择主义者，温格斯坦将规则和制度嵌入个人偏好研究，形成了今天所谓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无疑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制度和个人偏好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那里，核心概念依然是先天性个人偏好的行为假设、政治过程屮的集休行动困境，用策略性行为即利益计算来解释制度对行为的影响。［5］那么个人偏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理性选择制度学派将其在理论上“搁置”起來。［6］在批评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历史制度学派认为，除非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个人偏好”和“自利行为”的假设都是

7、没冇意义的。因此，历史制度学派和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一个核心差异在于偏好形成问题，前者将其看成是政治过程屮各种因素互动的一个内生性变量，后者则认为它是既定的与其他因索无关的外生性变量。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二者的差异，而是它们的共同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因为研究国会内部的规则与行为的关系而产生的，而国会内部规则显然是中观性甚至微观性制度。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中，尽管有人研究了政治制度发展［7］和民主转型［8］等重大问题，更多地似乎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屮层制度安排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