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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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误区■教育学原理论文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误区内容摘要：随着教育改革在我国的不断推进，教育硏究者包括教师，对各种教育现象的讨论日益丰富，进行教育研究的热情也不断增加，这也促进了对各种教育硏究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在前文［1］中，我们曾讨论了一些关于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问题。在教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硏究方法。关键词:教育改革;教育硏究方法;误区;教育现象作者简介：随着教育改革在我国的不断推进,教育研究者包括教师，对各种教育现象的讨论日益丰富，进行教育研究的热情也不断增加，这也促进了对各种教育硏究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在前文［1］中，我们曾讨论了一些关于学术研究和论

2、文写作的问题。在教育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在学习阶段最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钻研的，同时也是各种国际期刊的审稿人所重视的。然而,无论是指导研究生论文z或是审阅一些其他的论文,时常看到学生在研究方法使用上的误解甚至是错误,这些问题其实并非只有学术新手才会有，许多作教育研究多年的学者有时也会错而不自知。这些问题既涉及量化方法（定量分析），也涉及质化方法（定性分析），本文尝试对几个比较突岀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叙事硏究就是讲故事吗？近年，叙事研究或叙述性研究（narrativestudy）开始在质化研究（或称为质性硏究）中流行起来，［2］它也给

3、人一种错觉，诸如叙述性质化硏究就是说故事或写日记。而且’无论讲故事和学术研究之间是何种关系（我们不是要低贬讲故事，不少故事均有很重要的学术意味），我们总要回答这种研究方法的所谓信度的问题。当然,没有人无知到把量化硏究中的效度与质化硏究中的效度等同，但质化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否是碎片信息，是否会受主观角度（无论硏究者或受访者（informant））的影响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叙事的质化研究与历史探索（重现）其实有类似的地方。例如，我们在探讨香港小学数学近半世纪的历史发展研究中就遇到过这种情况。［3］该硏究利用叙事研究的方法,采访了大量参与早期香港小学数学课程改革的相关人士。其中,有

4、一位受访者（冯源先生）提供了颇为完整（且有文档支持）的〃故事〃。他在故事中提到何兆伦先生在其中（课改）的参与，于是我们再找何先生进行访谈。何先生又说出了另一个与冯先生略有不同的版本。我们总不能老是用〃罗生门〃来解释问题。后来，经过反复的访谈引证，不同的访谈实际上组成一幅颇为完整的图画。例如，其中一个关键是冯先生当时主导小学课程改革，他说基本上把英国的Nuffield（纳菲尔德）数学计划作为香港课改的主要参考，但何先生却说在集体会议当中并无人提过Nuffield数学，而且课改也不只参考英国的教育，还包括美国等国的教育。表面上看，两个受访者的故事相悖，其实这两个观点不难组成另一个

5、完整的”故事〃。首先,冯先生借鉴了Nuffield数学却不一走需要在会上提到Nuffield这个词，而当时整个西方（英美）都受到〃动手数学"（hands-onmathematics）的影响，Nuffield是其中一个代表者,故此参考英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会大同小异。在勾勒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岀现的表面矛盾点仍会很多,但透过研究者进一步反复追问和印证,收集到的佐证（evidence）愈是丰富，就愈有可能得出_个大家都没甚异议（所谓〃公认〃或客观）的图画z亦即获得质化硏究的效度。对质化硏究来说,无论硏究者使用访谈或现时很流行的教师反思日志,甚或隐喻(metaphor)，我们(无论

6、是读者或者审稿人)有理由期望硏究者应接触和追查所有合理的、进一步的数据源(尤其当涉及表面的矛盾点时)，否则所谓的分析便会流于表面，当成写小品文一样。不然，我们就要问：为何应该要访问的人你不访问？应该去调查的数据你不去调查？例如，当访问教师时，他提到校政的影响，我们就有理由期望研究者进一步访问校长、主任，甚至反复引证。否则，若研究停在这里,就有听取一面之词之嫌。当然，一个单一硏究能否做这么多东西是另一回事，不过这还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二、三角验证是在寻找一致性吗？以往的社会学科硏究,往往太侧重量化方法，以为大样本、多数据就能说明问题。特别是，一些批评量化方法的人停留在"量化二发问

7、卷〃，用SPSS或其他工具随便左试右试。其实，好的量化方法在厘定不同假设性(hypothesis)和因子(factor),以至一层层用不同的统计方法逐个看变量的比重和解释度，逐层作岀推断等方面，都有其严谨性。而有一些批评质化的人以为〃质化研究二找—两个受访者进行访谈〃而已，又以为质化硏究不用什么立论(无论你把它叫作框架也好，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也好),只要进田野收集了“厚数据〃(thickdata)就一定能找到研究问题的答案。不少人对于两种研究传统不了解是基于对它们的不认识,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