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理论反腐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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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制度理论反腐败探究摘要：基于制度理论，对香港与新加坡的案例进行分析与比较，应用COX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社会制度对社会反腐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制度包括社会文化在反腐败过程中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关键词：制度理论；反腐败；政府效能；新闻自由中图分类号：F062.6；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5—0098—06一、引言新加坡和香港曾是非常腐败的国家和地区。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之前，腐败被认为是香港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非官方”的办事方法，不仅广泛存在且逐步制度化

2、。许多人都批评香港政府机构对腐败的不作为。当时香港虽然有一些反对腐败的制度，但港英政府并未组织有效的反腐败斗争，广泛且制度化的腐败现象在香港社会多年来基本不受制约。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的反腐败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变化普遍被认为与香港警察总警司葛柏的出逃有关。1973年，葛柏被发现拥有与其正当收入十分不相称的财产，法院限定其在一周之内对上述财产的来源做出解释。葛柏利用这段时间逃离香港，返回英国。该案件在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导致香港不断出现针对此事件的街头抗议、媒体谴责以及其他社会运动。面对公众的巨大

3、压力，港英政府采取行动，打击腐败，廉政公署不久即告成立。香港廉政公署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调查、预防和教育打击腐败。作为一個独立机构，廉署直接向香港总督报告，为香港地区反腐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与香港主要依靠自由的新闻媒体和廉政公署打击贪污不同，新加坡的反腐败斗争由政府最高领导人直接协调，是更为全面的、更加彻底的反腐败运动。在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新加坡成立了腐败行为调查局(CPIB),并确保CPIB处在政府完全支持的反腐制度环境中。事实上，这种体制环境是西方和东方制度因素的结合体。相对于香港机构，新加坡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更多的传

4、统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如家长式管制下的最高领袖领导、更重视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打击腐败行动更多由政府决策等等。Jones(1999)指出，在同腐败斗争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整個公共事业体制是否一直坚持严格的反腐败制度。新加坡的行政领导显示了很大的决心确保打击腐败，以保证社会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在新加坡，政府领导反复强调要实现和保持"廉洁政府”(Jones,1999)o包含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要素似乎使新加坡反腐体系比香港更为高效。例如：在调查腐败问题上，香港曾出现了警察部队与廉政公署之间的激烈冲突，其中以“1977年，港督特赦

5、”事件最有影响。1977年，廉政公署曾试图在九龙地区逮捕涉嫌参与联合腐败的一百多名警察。作为抗议，4000名警察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签署了一份提交给政府的请愿书，最后有超过11000名警察署名。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从未出现类似情况。在新加坡，嫌疑犯即便去世，其腐败行为也会被追究。如果嫌疑犯已故，法院可以对他/她的遗产发出没收令。贪污调查局作为主要的反腐败机构，有盘问证人、调查和逮捕涉嫌腐败的官员等特权，包括查阅银行账户的权利(Jones,1999)o香港廉政公署所采取的行动往往受到诸多团体组织的挑战，这些组织包括某些政党或政治集团

6、、警察联盟、记者协会等，而新加坡的反腐败机构不会遇到此类法律或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新加坡的社会机制使CPIB及其他政府部门更有效地打击了腐败。这种看法与其他来源的证据一致。其中最广泛引用的衡量腐败的方法是透明国际机构发布的清聲指数(CPI)o该指数已被证明与其他普遍采用的衡量腐败的方法，如黑市活动指数及过剩条例(Wilhelm,2002),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性。根据清廉指数，香港和新加坡的表现要优于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而新加坡的反腐败得分一贯超过香港。该指数1995年首次发布时，新加坡位列第3,香港

7、为17位。近年来，一些观察家指出香港的腐败现象可能会增加(Lee,2003),但在新加坡可能不会。从对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和社会腐败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研究并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制度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制度因素通过影响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或阐释来影响组织行动(Scott,2001)，比如在一個社会的文化制度层面上,何种行为被视为贪污，何种行为被认为是道德或非道德。因此，本研究在回顾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依据透明国际所编制的1995-2002年的腐败指数(C

8、PI)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二、理论框架与假设制度理论的一個关键要素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包括社会和文化体系或准则(DiMaggio,1988：Scott,2001)o这些准则是“行动者灵活而且本能地保证以确保自己和周围人的行为是理性的"(DiMag-gio,etal,1991),并作为适当的社会或组织的不成